6月7日，中國將迎來一年一度的高考。這一天開始，939萬莘莘學子將走進考場，對十幾年寒窗求學作一次小結。

“千軍萬馬獨木橋”，這曾是中國民眾對這場選拔競爭程度的比喻。然而，從高校擴招到社會機會多元化，眼下的高考雖已不再是出人頭地的“獨木橋”，但是，一場牽動近千萬家庭的考試，對于這個國家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從標印著“絕密”字樣的試卷，到警方護衛考點、監控錄像，再到考試之后的全封閉閱卷，全社會都在努力創造一場公平的競爭。

然而，在流動人口超過2.3億的中國，人們期待，更多的 隨遷子女能夠更平等便捷地就地參加高考;在國家將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下放給高校時，人們期待，高校自主招生少一些“暗箱”，多一點透明;在各種“特長生”遭 到社會質疑之際，人們則期待，高考加分政策少一點“貓膩”，多一些人性。

從“高考移民”到異地高考，因一紙戶籍綁架的高考公平之爭持續多年。因為一些重點高校在各地投放的招生計劃不均等，不同省份之間，考生考上名校的幾率甚至相差數十倍。如何破除高校招生的“地方保護主義”，已成為中國高考改革必須回答的問題。

戶籍間的高考落差：有的走獨木橋，有的走鋼絲

今年高考前夕，重慶市開縣教育、公安等部門查獲一起有組織的高考移民案件，涉及88名考生的高考報名問題。媒體調查發現，此次大規模、有組織的高考移民案件背后，存在一個涉及重慶、河南、山東等多地的利益鏈條：有人負責宣傳招生，有人負責辦理戶籍學籍，有人負責打點關系。

這則關于“高考移民”的新聞，再次讓高招領域備受詬病的“區域不公”問題廣受關注。

近年來，每逢高考季，網絡上都會出現這樣一個段子：建筑工地上，工程師和民工同齡，閑聊得知，兩人同年參加高考，在同一張試卷上，工程師是北京考生，考480分上了一本，民工是河南考生，考了530分卻落榜，外出務工。

雖然，網絡上關于民工與工程師這段“高考對話”版本眾多，但是，無論是高考移民還是民工與工程師命運落差，都反映出高考錄取在地區間的不均等。

有媒體統計，在北京大學(含醫學部)2013年總計2065個普通高考招生名額中，408個給了北京本地生源，而其在山東、河南、四川這三個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額總和也只有268個，而上述三省當年報名參加普通高考招生的人數總和為170.9萬，是北京本地報考人數的23倍多。

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曾根據2011年的高招數據進行調研，并得出當年每萬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廣東為1.4，貴州為1.48，河南為1.87，北京為52.5。北京學生考上北大的幾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廣東考生的37.5倍，是貴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千軍萬馬爭奪獨木橋”，這是中國民眾對于高考競爭程度的形容，但是，有網友就調侃道：“高考，在一些地方是過獨木橋，在一些地方卻是走鋼絲。”

招生的地方保護主義：“省部共建”的利益牽連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就感概“廣東將會成為考上好學校最難的一個省”。由于考生人數較多，羅偉其說，廣東一本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六點幾，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有些省份該比例高達15%到20%。

羅偉其的感嘆背后是戶籍壁壘下，當前中國高招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的現實，這同時也道出了異地高考放開雖呼吁多年，卻在一些省市遲遲舉步維艱。

“一些重點高校在招生比例的投放會綜合考慮很多因素，包括所在地的高等教育資源、自身辦學特點、生源等。但是一些重點高校是‘央地共建’，地方財政對眾多部屬高校提供資金支持，作為回報，高校在招生時則提高本地生源的比例。”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向中新網記者分析。

專家所說的“央地共建”，也被稱為“省部共建”，是指1999年以來中國的一些重點高校由國務院部委(主要為教育部)與相關省市區共建的模式。

“地方政府投了錢就想有現實的利益回報，要求招生指標增加。”熊丙奇說，中央和地方共建高校的初衷是為了鼓勵地方積極關注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功利思維對待這種合作。

針對偏袒屬地生源的質疑，一些高校曾經以“北京生源質量好”作為解釋，但這種說辭引來更多的質疑和批評。

對此，熊丙奇稱，一些名校總是傾向性認為來自大城市的學生更優秀;其次，如果生源更多來自貧困地區，大學面臨的貧困助學任務可能就會更多;此外，高校認為擴大招收大城市生源或者本地生源，四年后大學面臨的學生就業壓力可能就小一點。這些有形無形的因素其實在加劇教育不均衡。

教育部曾劃屬地招生“紅線” 破題在于高考改革

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高考招錄均等的改革力度，并擴大重點高校在貧困地區的招生比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要求“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并提出“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積極穩妥改革考試招生制度”。

其實，早在2008年，教育部就曾發文，要求部屬高校屬地招生比例逐步縮減到30%以內。今年3月，教育部發文，再次提出“適度降低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在屬地的招生計劃比例，以及新增計劃主要投向中西部地區等措施縮小區域入學機會差距”。

官方一再強調減控屬地招生，但近年來一些高校雖然屬地招生人數在數字有所下降，但是實際招收人數并沒下降，甚至還存在擴招之嫌。

“一些高校雖然在公布招生計劃時把數字‘縮小’，但他們公布的招生計劃往往不包括自主招生、特長生、保送生等名額，實際招生人數往往高出招生計劃人數很多。”熊丙奇說。

除了招生計劃明降暗漲，熊丙奇說，“有的地方高考報名人數連年下降，但是高校在當地投放的招生計劃降幅不大，甚至不降，這樣招錄比例實際上不降反升。”

“我們現在的高校是行政權力的下屬機構，調整招生計劃實質上是一個改變權力分配的過程，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破題之道在于改變當前計劃招生體制。”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向中新網記者表示。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輿論再次燃起對新一輪高考改革的期待。在儲朝暉看來，實現高考錄取均等，未來的改革應著眼于建立專業的招生錄取機制，讓高校和學生之間實現相互選擇，而非完全通過行政權力進行招生分配，這不僅是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核心，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