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前不久的一段采訪中，某券商保薦人還在聊到因為媒體報道，而被查出造假的某個IPO案例。

作為這個項目的保薦人，時隔多年之后更顯豪邁，“事出工作不到位，我認”。

毋庸諱言，IPO利益鏈條上衍生出龐大的利益相關方，為了上市，不惜代價、鋌而走險。這種案例至今仍屢屢曝出。

“巨大的利益，是萬福生科、欣泰電氣這類企業選擇造假上市的動機。”一位資本市場業內人士指出。

前述業內人士補充說，企業作為造假上市主體，毫無疑問是第一責任方，但中介機構是否履行勤勉盡責、誠實守信的義務卻是造假能否瞞天過海的防線。

中介生態調查

“機構與上市公司間具有利益協同性，不能排除個別中介機構有幫助造假的動力。出具一份滿足上市要求的財報，相關中介機構才能獲得這筆業務，從而獲取豐厚的利益回報。”昶泰北京律師事務所金融投行部主任楊紅偉認為。

對保薦機構來說，其所保薦的項目能否成功上市，直接關涉到幾千萬的收入。

北京一位上市券商投行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個IPO項目一般三五人左右，周期2至6年不等，做成一單項目大概有幾千萬的收入，其他中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能有幾百萬的收入。不過誘人的財富均建立在項目得以成功過會的基礎上。

“收費是按照承銷額的比例計算的，規模大的費率低，規模小的費率高些。一般都是募集資金到位后，從募集資金里扣。如果項目有風險，例如項目拖的時間太久，可以溝通預先收一些，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一般都是最后才收。”前述投行人士說。

事實上，在萬福生科及欣泰電氣的造假事件中，均有市場人士質疑，如此嚴重的造假行為，保薦機構為何未能及時發現，是否存在故意幫助企業隱瞞造假事實的行為？

北京一位國資系券商投行部人士李偉（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十多年前，市場還不是很規范，或許存在中介幫助企業造假實現上市，后期參與利益分配。但現在監管很嚴格，違規成本極其高，基本沒有中介敢參與造假。”

李偉認為，較多的情況是企業故意造假，手段比較隱蔽，令中介難以核查。

“譬如在某些造假案中，企業與銀行辦事員串通，中介核查的憑據都是經過偽造的，但中介又無法直接從銀行系統中調取數據核查，缺乏政府的行政權力。”

不過，深圳一位上市券商投行人士則表示，即使這些造假案例中，中介未參與造假，但卻反映出其內部質量控制存在嚴重問題。

“欣泰電氣造假是對現金流的偽造，按說是比較容易核查出來的，查不出說明券商內控制度不完善，態度不認真。正常的操作下，銀行流水要查、供應商和客戶也都要走訪到。”

監管環境

在萬福生科、欣泰電氣等造假上市案中，涉事中介機構均被予以重罰。

以欣泰電氣為例，保薦機構興業證券被予以警告處分，沒收保薦業務收入1200萬元，并處以2400萬元罰款，沒收承銷股票違法所得2078萬元，并處以60萬元罰款；對保薦代表人蘭翔、伍文祥給予警告處分，并處以30萬元罰款，撤銷證券從業資格，并被罰10年禁入資本市場。

“對兩名保薦代表人來說，這基本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終結。”李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2016年6月24日，興業證券宣布以自有資金5.5億元設立欣泰電氣適格投資者先行賠付專項基金，用于賠償因欺詐發行而利益受損的投資者。據了解，5.5億元的賠付金額約為其承銷所得的46倍，也成為監管部門有史以來對券商開出的最大罰單。

楊紅偉指出，對構成財務造假的中介機構進行重罰，有利于中介機構盡到誠信義務，促進市場的公開、公平、有序競爭。

李偉對此頗有感觸，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在中介機構要承擔的風險非常大，“所以，我們遇到有問題的項目絕不會接。現在基本不接農業項目了，因為相對較難核查。今年在盡調一個擬IPO公司時，發現有些問題無法解決，直接拒掉這個項目，另有兩個不錯的企業，因為涉及農業，也被推后了。”

“項目沒了可以再做別的，被罰了就沒法再混了，不值得。”李偉說，“不過也不排除有些小券商缺項目，風格比較激進，會接一些有風險的項目。”

前述深圳地區投行人士指出，作為中介機構，券商會盡量幫企業規避掉存在的問題，但也僅是在法律法規范圍內，最多打擦邊球。

“欺詐發行存在的本質原因在于核準制的發行機制，不完善的退市制度以及極低的違法成本。”一位不愿具名的證券法律人士認為，“監管現在靠嚴厲敲打中介機構只能治標不治本，加大欺詐發行公司的退市力度、懲罰措施、完善民事賠償制度，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像萬福生科這樣的造假企業都沒有退市，反而能夠起死回生，影響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