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秦蓓蓓/文 最近，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生不出二孩真煩惱》引發了關于代孕合法化的爭議話題，文中引述了“代孕能解決失獨家庭生育問題”的專家觀點。一時之間，“借腹致富”、“代孕媽媽的悲慘遭遇”、“三媽爭娃”之類的故事在網絡上相映生輝。

然而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緊隨其后表示：代孕是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國明令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下一步將繼續嚴厲打擊代孕違法違規行為。

衛計委官員的表態于法有據，但如果現實一點看，于情于理，是否仍可給代孕生育一點討論的空間？我們認為，在當前人口形勢下，對代孕充分展開討論，有利于相關知識的普及，而相關討論也有利于匯集成為管理者將來的決策依據。

代孕的確與過去形成的社會觀、家庭觀大相徑庭。作為一個新事物，人們對它的認識和接受都需要一定的過程，怎樣監管更是一個考驗。所以早在2001年出臺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就已對其明令禁止。然而16年過去了，中國目前的人口格局更比當時為嚴峻：一方面老齡化已經開始加劇，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社會總人口16%，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4至1.5間徘徊不前，遠遠低于2.1更替水平的少子高齡化社會；另一方面，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失獨家庭已逾百萬，并且還在以每年新增7.6萬的速度遞增，根據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顯示，這個數字將在不遠的未來突破1000萬，即便可以得到經濟上的補償，他們又將如何面對親情缺失的晚年？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尚有余力時再次撫育一個血親骨肉，既可以撫慰心靈的傷痛，在垂暮之年亦有人陪伴身邊，既是一種人道主義，也不失為緩解老齡困局的一種方式。

此外，對于現代都市中不斷壯大的剩男剩女、晚婚或不婚人群，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考慮起這些問題：都市女性忙于事業疏于擇偶，凍住了年輕時候的卵，將來真有機會用嗎？或者，如果一個人不愿接受婚姻的束縛，又仍然想為人父母，應該怎么辦呢？今天，人們的婚姻觀和家庭觀已經出現了變化，選擇新型生活方式的人們的生育權利應該如何保障呢？

無論在哪一個社會，代孕固然不是最優的生育方式，卻很可能是一些人最后的機會。試管嬰兒、凍卵、捐精等輔助生殖手段的發展，領養孩童規程的完善都是紓解社會之痛的良方，但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期望最好的，防備最壞的”。對很多人來說，代孕好比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這份壓抑不住的需求，正是這些年地下代孕市場頂著政策的壓力，在大多數人和監管機構的視線之外，如潛伏于水底的蔓草一般野蠻生長的內在動力。

其實，實事求是地看，代孕飽受詬病的幾大“原罪”未必不能在陽光下找到化解之道。說它有悖于傳統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對此一知半解。政府和醫療機構應該做的是向大家普及相關知識，告知可能的風險，讓人們自己做選擇。畢竟，生育權是合理的公民權利。

代孕不是洪水猛獸，盡管長期處于法律的灰色地帶，但對有些人來說卻是無法避免的剛需，宜疏不宜堵。由此衍生出來的社會風險需要加強監管和規范，輔之以可落地的細則來明晰各方權責，而目前這方面的法律法規長期缺位，以致從代孕期間出現的醫療事故、孕母所受的傷害到撫養權之爭等等民事糾紛既無法可依，更難以索賠，相關當事人也很委屈。

代孕確實存在一些生理、法律和倫理風險，要避免出現這樣的狀況，就需要科學化的管理。比如對接受代孕人群的數量和資格進行嚴格的篩查，防止代孕被惡意利用。同時建立完善的檔案資料庫，對于孩子的養母、孕母、供卵者的社會信息和生物信息都要詳實統計，并讓相關數據庫在有關政府部門和適格醫療機構之間開放使用，使之變得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