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游的火爆、電影票房持續大賣、網紅流量經濟的興起等，都是中國大步邁進消費時代的證據。2018年，宏觀指標上消費指標“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速的走低，疊加上榨菜、方便面銷售的回升，以及居民加杠桿后的房貸壓力，消費支出行為似乎有回縮的跡象。

“毫無異議消費是在升級，這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人們從過去吃飽穿好、有房有車以后，開始追求其他的，比如環境質量。”9月16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與會各方普遍認為中國消費升級仍在進行中，中國的消費市場有很大發展空間，孕育著諸多市場機會。但中國收入分配狀況仍有較大改善空間，減稅降費、社保托底等改革仍需推進，為中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注入動力。

消費升級趨勢不改

“中國零售市場處在多姿多彩的時代，從網紅到實體的長隆、迪士尼，說不定還有新興F1汽車賽道、VR電競，消費品市場是經濟轉型的巨大動力。”9月17日，金鷹國際集團董事長王恒在研討會上表示。

2017年中國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雖與高收入國家差距仍然較大，但中國已經是中上等收入國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消費行為隨之調整。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醫療、教育、旅游、娛樂等服務消費在快速增長，在消費中占比不斷提高。

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表示，中國的消費市場在升級。中國大概有3億到4億是中產階層，他們已經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這部分人的物質生活已經比較豐富，可選的消費需求減少了，開始向旅游、文化休閑等更高水平的消費發展，消費在升級。

“我們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不會在商店里看價格到底怎么樣，他們主要看喜歡不喜歡，所以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品牌化、中高端化，肯定是未來的一個大的趨勢。”楊偉民指出。

尤其是年輕人對于時尚、新潮、個性消費的追求，表現出不同于前輩們的消費習慣。亞商集團創始人陳琦偉在研討會上指出，過去五六年，在年輕一代的心目中，他們已經形成一種觀念，有錢就一定要花掉，因為以后掙得到錢。年輕一代普遍接收到的信息是，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增長，以后也會持續增長。

“‘我現在有錢就應該花掉，我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與50后、60后、70后的花錢方式處在兩個極端，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給社會階層帶來的影響。”陳琦偉表示。

聯合技術全球政府事務副總裁曼克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解放了大量資源。“年輕人希望旅游，希望到全球各地旅游，這意味著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飛機市場。”

消費的增長，對中國經濟支撐作用明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指出，今年前8個月的數據顯示，差不多80%的GDP增長是來自消費支出的增長。

宗慶后認為，中國經濟繼續崛起是大勢所趨，任何人都無法阻擋。這個崛起不僅僅是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也是消費市場進一步繁榮和升級。

減稅降費輕負擔

今年6、7月份的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增速大幅低于預期，創近年來新低。與此同時，榨菜、泡面等商品銷售額的回升，以及居民房貸加杠桿后存在消費擠壓現象，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雖然不少經濟學家強調，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指標統計不全面，難以反映我國消費全貌。因為該指標只統計實物消費，并不包含服務消費，尤其隨著服務消費占消費比重的提高，該指標失真度將愈發明顯。

“當低價商品或被一些人認為廉價的商品出現大賣，與此相關的企業經營收入增長，就認為人們的消費能力下降了，這種觀點是片面的。當前仍是消費升級確鑿無疑，只是消費總額略有變化。”楊偉民表示。

陳琦偉指出，從國家公布的統計數據來看，2018年注定是中國經濟發展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因為國內外因素的疊加，中國經濟實質性地進入轉型期、調整期。社會零售總額增速的下降有其邏輯，很重要的是中國集團性消費支出下降，因為企業消費支出在下降，特別是民營企業。

如何增強消費持續增長的能力？減稅降費、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是較為普遍的建議。

楊偉民表示，現階段要適度考慮如何降低宏觀稅賦，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和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整個收入分配當中的比重。這需要降低宏觀稅負，包括減稅、減費、降低社保費率等，還要簡政放權。我們的政府層級太多，有些政策難以落實，五級政府存在層層遞減的問題。

宗慶后也指出，需要降低個稅負擔，降低社保費率，這樣消費才能拉動起來。建議政府下決心過緊日子，少收點稅，減少基礎設施投資，把財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上，用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上。國家要讓利于民、藏富于民，這樣不僅能增加發展后勁，也是提高老百姓幸福感最有效的途徑。

9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在放慢是長期趨勢，通過一些改革可以讓其下降得慢一些。其中，需求側的改革，包括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消費便利性；構造一個成熟的消費細分市場；完善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社會政策的托底。

“雖然在2008年以后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已經有所改善，但是不夠明顯，同時仍然保持在比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上。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顯著地讓那些消費傾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提高他們的消費，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同時也使我們的需求拉動因素更加平衡。”蔡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