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家完了，徹底完了。”望著兒子房間門上那個殘存的大紅“囍”字，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付道鎮67歲的陳老漢忍不住老淚縱橫。

今年春節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縣城里購置的婚房和11萬元禮金，給27歲的小兒子娶了親。

為此，老兩口不僅用盡了畢生積蓄，還欠下了20多萬元的債。沒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兩口為了這11萬元禮金發生激烈爭執，小兒子盛怒之下將新娘砸死，給兩個家庭及社會都留下了巨大傷痛。

1月23日，貴州省從江縣小黃侗寨村民挑著彩禮定親。 

慘劇讓人唏噓，沉重的彩禮是始作俑者。從20世紀50年代的幾尺花布，到改革開放后的“三轉一響”（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收音機），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鈔票“稱斤論兩”，國內一些地方不斷加碼的“彩禮”正在將像陳老漢這樣的普通父母壓得喘不過氣來。

本來是禮節性的民俗，彩禮緣何不斷走高？如何通過移風易俗，鏟除這種社會陋習？對此，記者進行了相關調查。

彩禮地圖

西部高東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4年前，一張“全國彩禮地圖”在微博上走紅，該圖以地圖形式標注了中國各地的結婚彩禮金額，引發網友熱議。記者經過調查發現，4年時間里，這份“彩禮地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不僅彩禮翻了番，房子、汽車等也成了結婚標配。

今年27歲的小安（應被采訪者要求化名）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學的教師，去年年底，他和愛人經過自由戀愛結婚。他告訴記者，由于是自由戀愛，自己的工作也比較穩定，女方家要的彩禮相對少一些，一共是禮金6.6萬元加買房買車。他同時表示，“這屬于雙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況。”

“在保定農村，如果男方沒有正式工作，彩禮是10萬元起步，還要在縣城里買房、買車。”小安說，這幾乎是現在本地農村結婚的“標配”。據他介紹，當地農村還有很多講究，比如禮金要“萬紫千紅一片綠”，即1萬張5元（紫色）鈔票、1000張100元（紅色）鈔票，再加一把50元（綠色）的鈔票，需要花費至少15萬元以上。還有的地方講究“三斤三兩”，即用3斤3兩重的、嶄新的100元鈔票作為禮金，一共大約15萬元。

根據2013年的“彩禮地圖”，河北省的平均彩禮為1萬元禮金加“三金（金鐲子、鉆戒、鉆石項鏈）”，花費大約為3萬元。也就是說，4年時間里，即便不加入買房買車的花費，河北省的平均彩禮也增長了2—5倍。

調查發現，這種現象同樣發生在河南、山東、貴州、陜西、甘肅等地，而且表現出“越是貧困地區，越出現高價彩禮”的特點。4年來，貴州的彩禮由2萬元禮金加電器上漲為8.8萬元禮金加“三金”；陜西由3萬元禮金加“三金”“三銀”上漲為10萬元禮金加“三金一動（‘動’指的是汽車）”；甘肅一些農村地區的禮金則瘋漲為18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線城市的彩禮漲幅存在差異。4年來，北京市的彩禮由1萬元禮金加禮品上漲為20萬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禮保持不變，維持在10萬元加一套房；廣州市的彩禮由1萬元禮金加“三金”上漲為總價值5萬元的彩禮。

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聚集區的彩禮情況差異也比較大。在新疆，維吾爾族姑娘對結婚首飾（耳環、項鏈、手鏈、戒指）更為看重，禮金可以商量，大體3萬元到10萬元不等；當地漢族男性結婚則需要20萬元的禮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買房、女方買車）。4年前，新疆的彩禮還是8888元禮金加雙份禮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無疑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娶新娘不需要送禮金，只需要送數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萬元一頭）、羊或者汽車就行。

經過調查，在彩禮上漲的區域里，西部地區彩禮高于東部和南部地區，貧困山區彩禮高于城郊村。

可喜變化

華南降幅大，長江流域“零禮金”

可喜的是，在國內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經濟逐步發展起來的農村地區和長江流域地區，很多地方的彩禮不升反降。

羅觀林是素稱嶺南古邑的廣東省英德市的一個普通農民。老羅1982年結婚時，給女方的禮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兒子結婚，禮金是8000元。去年，當地的彩禮是1至2萬元。

據了解，1982年，當時農村基層公務員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羅訂婚的禮金900元相當于當時農村公務員30個月（即兩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鄉鎮干部的工資收入大概為每月6000元，1至2萬元彩禮相當于農村公務員3個月的工資。可以發現，如果以農村公務員工資作為參照，當地農村的彩禮水平下降了90%。

“改革開放以來，華南農村的彩禮是大幅度下降的。”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率領的課題組經過調查后認為，一方面，華南農村多是宗族性村莊，受到宗族抵制，外來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為減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華南農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戀愛的越來越多，家境逐漸殷實的父母對女兒的自由戀愛也樂觀其成。

此外，長江流域如重慶市、武漢市等一些地區還存在結婚“零禮金”現象；一些女方家長即便索要彩禮，也不會自裝腰包，而是返還給女孩，另外還會準備一份與男方彩禮不相上下的嫁妝。賀雪峰認為，這是由于這些地方屬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莊，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對兒子女兒同等看待，同時自由戀愛的基礎也比較好。因此，彩禮和嫁妝相當于雙方父母的財產完成了代際轉移。

這種勢頭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來也開始出現。一些在這些城市工作、結婚的受訪者告訴記者，隨著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戀愛觀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漸提高，出于對女兒未來幸福的考慮，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將男方的彩禮數額作為強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還會出錢和男方合力買房。

天價彩禮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各地彩禮數額差異大，但大部分地區的彩禮價位在不斷走高，“兒子娶媳婦，爹娘脫層皮”的現象在不少地區的農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天價彩禮”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適婚人群‘男多女少’，導致女孩‘物以稀為貴’。”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超聲波技術興起并開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檢測，讓長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術基礎，導致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持續走高。與此相應，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彩禮在農村興起，并且呈現逐年增長趨勢。

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崔樹義分析，農村本來就是男多女少，隨著城市化發展，女孩開始從農村流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更加劇了農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很多女性即便無法嫁進城市，也希望嫁給當地經濟條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長則希望借彩禮改變自身經濟狀況，也助推了“天價彩禮”的出現。

“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會心態也是重要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認為，攀比之風既是農村“熟人社會”的產物，又和很多人現在功利性過強、講面子、講排場、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會心態有關，同時讓一些職業媒婆有了“兩頭通吃”、漫天要價的市場。

“很多人因為付給別人‘天價彩禮’，就想著通過收受‘天價彩禮’來補虧空，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國家一級心理咨詢師蔡勁林分析道，在一些農村地區，很多農民既是“天價彩禮”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施行者。

“當彩禮逐漸成為一種斂財手段，實質上與買賣婚姻相差無幾，由此導致有情人難成眷屬、因婚致貧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劇不斷發生。”崔樹義表示，越來越多的窮人娶不起媳婦，或者為了娶媳婦弄得“全家返貧”，光棍村不斷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天價彩禮”已經成為一種應當及早加以消除的社會陋習。

移風易俗

綜合施策，標本兼治

為應對越刮越烈的彩禮之風，2016年7月29日，由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11個部委印發的《關于“十三五”期間深入推進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的意見》強調，“十三五”期間，中國各級政府將加強引導，倡導婚事簡辦，反對包辦婚姻、違法早婚、大操大辦和借婚姻索取財物。《意見》同時對保障婦女合法權益，不斷提高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促進出生人口性別結構趨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召開“倡導移風易俗，推進鄉風文明”電視電話會議，農村“天價彩禮”、大操大辦、盲目攀比等現象被點名批評。

那么，如何通過移風易俗，鏟除“天價彩禮”的土壤呢？“這需要綜合施策，僅僅靠單純的引導、宣傳很難奏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朱信凱認為，“天價彩禮”既有生育觀念、價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觀原因，也有男女性別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觀原因，問題的復雜性、頑固性要求各級政府要多從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是治本之策。”朱信凱表示，只有農村經濟條件改善了，養兒防老的觀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樣”才能成為共識，“天價彩禮”才會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議，目前，政府應盡快加大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力度，完善農村養老政策，減少城市落戶限制以及促進城鄉人口合理流動等。

從更深的層面看，“天價彩禮”也暴露了農村社會治理的缺陷。吳國寶建議，可以引導農村社會組織、各種社區協會甚至傳統組織，通過制定一些村規民約、成立紅白理事會等來遏制“天價彩禮”；同時引導廣大農民改變觀念，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到自覺摒棄陋習，培育文明新風。

“移風易俗要內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價彩禮’，既需要政府引導，更需要社會合力。只要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為此應該做什么，并一起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天價彩禮’的歪風就一定能消除。”吳國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