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國大選川普贏了 特朗普入主白宮希拉里總統夢碎奧巴馬此時正在忙什么呢！

據英國《衛報》11月9日消息，美國東部時間11月8日晚11時(北京時間11月9日上午12時)左右，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關鍵搖擺州之一，北卡羅來納州的結果正式開出，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在這里取得了勝利，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造成了重重的一擊。

至此，特朗普已經取得了216張選舉人票，而希拉里則取得了197張選舉人票。

按照美國總統大選選舉原則，取得270張選舉人票就意味著“問鼎白宮”。

據報道，失去北卡羅來納州的15張選舉人票對于希拉里的競選隊伍打擊很大。此前在該州的民意調查中，希拉里一直占優，大部分人都認為希拉里會在該州取得勝利。

為什么經濟學家反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10月31日19個諾貝爾經濟學家發表公開信支持克林頓，指責川普政策將毀壞美國經濟。這些簽名者中還沒包括更鐵桿反川普的克魯格曼教授。三天后，370個著名經濟學家也包括不少華裔學者又聯名寫公開信，呼吁選民不要選川普。他們警告說，“選擇川普對美國將是危險和破壞性的”。這封信列數川普13條經濟學罪狀，指責川普“他誤導選民……他用陰謀論貶低公信力……他迷惑……他作假……”等等。我讀這封信，就如讀當年陳琳討曹檄文。

來美國三十多年，我還從來沒看到經濟學界這么多有名學者如此擔憂，如此義憤填膺地批評一個總統候選人。簽名人中，有不少我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師。阿羅(Arrow)在經濟學界被稱為其成就可以拿兩次諾貝爾獎的奇才。1990年我任留美經濟學會會長時，他是學會顧問，非常支持中國經濟改革。我常要為了申請基金會資助請他寫推薦信。雖然他年事已高，事務繁忙，可他總是很快滿足我們這些學生的要求。還有迪頓(Deaton)教授，1986年暑假時，他到人民大學福特班講課，我聽他課同時做他助教。他是個非常敬業溫和的學者。

盡管經濟學界對希拉里經濟政策意見有分歧，但是在反川普上，卻是跨黨派地空前一致。共和黨總統布什的經濟顧問曼昆(Mankiw)說，“我不知道任何一個主流經濟學家，不管左中右，對川普的經濟政策說過句好話”。他繼續說，“有人會說希拉里奧巴馬政策非常壞，但是川普當選，事情要更壞得多”。

稍微有點經濟學訓練的人，可以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家如此激烈地反對川普。一是出于經濟學家對數字的嚴謹和敏感。川普在演講中數字常常作假。譬如他在維州演講說克林頓能源政策要使美國經濟損失5萬億元，可能他的追隨者還真信。可美國一年GDP才18萬億美元，經濟學家聽了不就笑噴：川普是無知還是故意誤導公眾?

第二是川普的反智主義精神。川普不懂經濟學，卻鄙視經濟理論和經驗。他的經濟顧問班子除了一個人有經濟學博士學歷外，其他都是商人。川普一直宣稱管理國家經濟和做生意是一樣的。他過去在大西洋城賭場宣布破產然后和投資者賴賬，于是川普刻舟求劍，以為如法炮制也能解決美國外債問題。川普說，如果美國外債有困難，他可以和債權國談判威脅來逼迫減免。殊不知國債和商業債是兩回事。美國外債是以美元法幣為擔保的，若需要還債，印發美鈔就可以。如果賴賬違約，反而會觸發美元信用危機，造成匯率崩潰，使美國經濟受損。

第三，更重要的是，川普沒有可行的經濟政策，或者如哈特教授所說，川普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川普除了批評和攻擊政敵外，至今拿不出像樣的經濟方案。他的唯一鼓動選民的經濟口號是減稅。那增加的赤字如何彌補?川普避開不說。

照川普的減稅方案，美國十年中要增加財政赤字6.2萬億美元，其中3萬億美元的受惠者，是占人口1%的富人。因為富人消費邊際傾向比較低，大部分減稅的錢就被儲蓄起來，不形成消費，對經濟也沒有刺激。而增加的財政赤字，最后會造成通貨膨脹，結果使中產階級窮人實際收入下降。這樣減稅的結果，不但會劫貧濟富，而且因為通貨膨脹造成大眾購買力下降，經濟衰退。著名評估公司穆迪的經濟模型模擬表明，川普的政策將使美國經濟衰退，而克林頓的政策可以使美國經濟增長。克林頓政策是增加美國基礎設施、教育和健保的投資來刺激經濟。由此增加的開支從富人那里增加稅收來幫助解決。獨立研究得出結果，克林頓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也增加1.4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

一般選民挑選候選人時很偏重自己的主觀價值觀。經濟學家不同。他們從自己訓練出發，會更客觀冷靜地計算哪個候選人對國家和全民的長期福祉有利。并不是這些經濟學家無視媒體對種種希拉里和川普的丑聞報道。他們知道這些信息，還會潛意識地用概率去計算這些問題的成本。假設有傳聞說希拉里貪污1000萬元，真實性是1%，那么經濟學家會想這個問題對國家的損失是10萬元，或者再加上一些其它間接損失。經濟學家會將這些問題和候選人當選后可能執行的政策一起，對全國人民的長期經濟和福利與損失做權衡計算。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盡管希拉里有種種問題，她的政策有利于美國經濟和人民長期福利。而川普的壞政策和沒有政策，對美國經濟和人民福利會造成太大的損失和風險。這就是為什么斯蒂格利茨說希拉里好太多，或者曼昆說川普壞太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反對川普當選。(張欣，美國經濟學教授，前留美經濟學會會長)

為什么大部分好萊塢明星都支持希拉里？

娛樂明星為總統候選人背書的歷史由來已久，這一做法具有非凡的意義。受大眾傳媒的影響，他們時常在公眾面前露面，表達對公共事件的看法，也和同為“明星”的政治人物分享著相似的受眾群。四年一屆的大選風頭蓋過了大多數娛樂事件，兩黨總統候選人也成為“明星中的明星”，而此次大選中川普和希拉里許多頗有爭議的糗事又被媒體娛樂化。娛樂明星采取不同的方式支持自己的候選人，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影響著各自為戰的粉絲群體，而兩種“明星”就這樣彼此呼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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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希拉里的明星的長名單比起來，支持川普或敢于公開說出這一立場的娛樂明星要少得多。這些娛樂界邊緣的“爭議明星”不僅入不了許多希拉里支持者的眼，甚至會成為中產階級嘲諷的對象，并被貼上“反社會”的標簽。如同希拉里在言，只有這樣的“可憐蟲”才會給川普投票。但在川普支持者名人錄上，我們還能看到另一類人的身影。以“好萊塢”大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為代表，這些人不愿意支持希拉里，也不太認可川普的作風，但本著“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他們選擇支持較不差的那個候選人。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在“好萊塢”明星團體中，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支持希拉里。相較之下，愿意在公開場合為川普背書的人要少得多。伊斯特伍德是其中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名氣的一位。伊斯特伍德在一次采訪中說：“我們身處在一個懦夫當道的時代。”他表示自己并不欣賞川普這個人，也不認可他的執政方略，只是選一個不那么糟糕的罷了。

除了伊斯特伍德，表達過類似觀點的還有曾經的“超人”扮演者迪恩·凱恩，他承認“川普不是我的菜”。凱恩曾是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的支持者，而當科魯茲黨內落敗后，凱恩轉向了川普。他表示自己當然會支持川普，而不是更差的希拉里。伊斯特伍德和凱恩代表了一部分美國選民的觀點，一方面對改變社會現狀抱有期待，另一方面認為希拉里是最糟的選擇，次之無論選誰都不會更糟。

好萊塢圈子對川普的支持甚少并非孤立事件，它和上世紀后半葉的政治和娛樂生態密切相關，也和整個娛樂圈對待共和黨的態度的轉變有關。“好萊塢”影星、曾出演過《國家公敵》和《光榮之路》等名作的喬恩·沃特認為，1963年約翰·肯尼迪遇刺案是“好萊塢”政治風向標的轉折點。自那之后，“好萊塢”影星大面積轉向支持民主黨政治家。

現如今，好萊塢和硅谷，是加利福尼亞州這一民主黨巨大票倉和金主的縮影，例如著名影星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就為民主黨競選捐掉數千萬美元。因此，川普在好萊塢主流明星中不受歡迎并非偶然事件，要知道整個好萊塢都向民主黨傾斜。不過，考慮到川普一貫飽受爭議的公眾面貌，“好萊塢”明星在選擇陣營時比往年更加謹慎也情有可原。

誠然，伊斯特伍德的觀點絕非好萊塢主流，但隱藏在好萊塢精英內部有一個名為“亞伯之友”(Friends of Abe，FOA)的政治團體，里面的明星大多是共和黨和川普的支持者。其中的不少支持者并非抱著伊斯特伍德和凱恩“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妥協心態，而是真正相信川普能在本世紀帶領美國走向新紀元，“使美國再次偉大”。相應地，川普和其他共和黨名流也多次前往“亞伯之友”做私人演說。

“亞伯之友”于2004年由男星加里·西尼斯成立，這一名稱名稱來自亞伯拉罕·林肯的縮寫名。截至2012年1月，該政治團體的成員人數已經超過1800人。除了前面提到的伊斯特伍德、沃特和凱恩，為人熟知的《虎膽龍威》系列男主角布魯斯·威利斯也是“亞伯之友”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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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些話題被視作社會熱點，似乎只要有人透過媒體發聲討論，就能引來關注甚至共鳴。這些話題有時已經失去了它的內涵，徒有話題性，為談而談。當對這些話題的討論不解決實際問題的時候，它們就成了功能性的存在，也就有人以它們為工具營銷自身形象，集結利益團體。這些時髦話題包括“性別平等”、“氣候變暖”、“扶貧濟困”、“能源危機”、“和平發展”等等，幾乎囊括了所有岌岌的世界性難題。

形象營銷和風格營銷成了首當其沖的事，這正是政治家們從娛樂產業習得的傳播技巧，對價值觀的營銷也是同樣的道理。久而久之，知名度和大眾威望也成了美國文化中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批判這種趨勢并非意味著這些議題不重要，相反正是因為它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才需要注意公眾人物對這些話題的征用。

這也正是希拉里的競選策略。借助這一策略，希拉里和她的競選團隊把諸多社會議題化歸進一張以中產階級選民為核心聽眾目標的迷網里。教育機會、管控槍支、性別平等、能源危機、社區發展等等都是為這一群體選民設計的政治話語。在這一點上，娛樂明星和政治明星有較大的通約性。后者在利用話題塑造和營銷自身進步主義者形象時，前者也會參與進來。

Lady Gaga表示：“沒有什么能阻擋一個強大的女性，投票給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吧!”梅麗爾·斯特里普也說：“有什么理由不選出第一位女總統呢?”宣言性質的發言可能無異于解決任何性別問題，卻借此機會確認了自己在大眾心目中的成功女性形象。Lady Gaga和斯特里普代表了大多數支持希拉里的女星。之如八年前不少非洲裔明星表達過對奧巴馬的支持一樣，兩者之間有共通之處。

在希拉里支持者陣營里，娛樂明星和其他富豪名流的價值觀更相通。盡管不乏安妮·海瑟薇這樣獨自到天普大學參加活動為希拉里做宣傳的個人，但他們的行動力只有在擰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得到最大化。這些明星時常出現在集會現場，為希拉里站臺，或者利用自己明星主持人的身份邀希拉里出現在電視舞臺上，抑或盡量調用資源和其他名流一道組織宣講活動并聯合籌款。本月4號，女歌手碧昂斯·諾斯就和說唱歌手Jay Z出現在克利夫蘭市的希拉里競選集會現場，為其助選。可以看出，希拉里希望通過此舉收獲年輕選民和少數族裔的好感。只是如評論所言，希拉里的做法太過直白和淺表了。與此同時，川普用另一種低廉的方式為自己助選，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場集會上諷刺希拉里的歌星集會：“我靠自己站在這里，沒有吉他，沒有鋼琴，什么都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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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很多年前選民還會對比爾·克林頓在電視節目“阿塞尼爾秀”上表演薩克斯風感到新奇的話，那么2016年的大選讓人們更加看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大選的成功離不開政治、大眾文化和市場營銷的完全合流。盡管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真正嚴肅的問題被娛樂化消解了，底層人的利益也不再受到關注，但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并未如一些消極的評論家所想變得不再牢固，只是民主的參與方式和經驗發生了改變。這樣的改變并非一蹴而就，它和媒介的發展密切相關，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娛樂明星的影響力還會加深。比如，早在2008年美國大選期間，那時社交網絡發展正旺，一些音樂和影視界明星就為奧巴馬拍攝了一組競選視頻，放到傳統媒體和互聯網上，在社交網站瘋狂傳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尤其是引發對非裔美國人的關注。

一方面，自下而上的內容生產通過傳統媒體和數字媒體散播開來。這些由擁躉、博客主、出身底層的社會活動家產出的內容又反過來被政黨政治利用，成為政治明星確認自身立場的聲音來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內容生產得益于政界明星與政界外明星的共同努力，使大眾成為被動的消息接受者。并且在這一過程中明星的角色具有可替代性，如羅伯特·德·尼羅的影星可能會因他本人對希拉里的支持而將對影星的好感投射到希拉里身上。

比起自下而上的內容，自上而下的內容更具有“可訂制化”，粉絲群對明星的忠誠度可以被利用來集結立場陣營，選民的承諾也可能因為自己所認可的明星的態度的改變而改變。尤其對那些忠誠度極高的選民群體而言，總統候選人選擇和粉絲同臺出現在集會現場，不算一個糟糕的決定。

反過來說，娛樂明星也好，社會名流也好，也需要大眾這一群體。媒介的存在和發展刺激了明星對公民參與的渴望。尤其對娛樂明星和慈善家而言，只有大眾的熱情回饋才能確保自己作為明星的熱度，或自己所從事慈善事業的關注度。一些明星甚至不惜在大選前夕投入時間和精力，拍攝和移民法案、控槍、海外軍事行動、墮胎等熱門議題有關的紀錄片和宣傳片。

在這一過程中，明星充當了文化催化劑的作用，或者說他們用文化產業的機制試探公民的政治敏銳度，同時保證了自己“政治正確”的曝光率。為了和自己所支持的政治家保持同樣的口徑、發言頻率和說話方法，諸社會名流也愿意做出一些犧牲和讓步，與政治明星保持相似的幽默感、神秘感、適時的爭議、未盡的責任，甚至連被取悅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積極地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內容生產之間具有某種張力。為了避免事態擴大或惡化，明星需要向大眾妥協，否則就會在不可控制的質疑與謠言中無法收場。

因此，在整場大選“嘉年華”里，除了有必要關注政界明星，還有必要關注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政界外明星，以及關注他們之間的共謀關系。對傳統的政界明星而言，無論是參眾議員、州長、市長，都遵循所在政黨和陣營的路徑前進或后退;但當政界外的明星用同樣的資本和市場機制參與進來之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娛樂明星、商界領袖、運動員、宗教領袖、社會活動家、暢銷書作家、科學家、慈善人物——他們會成為突破局限擾動大選的關鍵性因素。

加之，現如今趨同的政治手段和娛樂內容彼此受惠，明星將在媒體消費和公民實踐的更高層面影響社會發展。和代言商業廣告的道理一樣，明星為政黨和政治家背書的時候，就具有了某種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政治代言影響的面向包括政治家、選民，除此之外還會影響民主制下的投票行為和選民對政治實踐的認識，長遠地看當然還會影響政府決策和傳統范式的新聞報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