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5日，奧巴馬在白宮發表講話，談及槍支暴力受害者時不禁潸然淚下。

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地時間1月5日在白宮舉行發布會，宣布一系列控槍舉措，以期繞過國會、用行政手段遏制美國頻發的槍支暴力事件。在回顧2012年發生在康涅狄格州紐敦桑迪胡克小學、導致20名學童死亡的悲劇時，奧巴馬止不住潸然淚下：“每次想到這些孩子，我都感到悲憤”。

然而，奧巴馬的眼淚和悲憤能撼動美國根深蒂固的“槍支文化”嗎？“槍支文化”為何在美國如此盛行？這還要從200多年前、美國建國之前說起。

槍支：隨“五月花號”而來的生存必需品

美國的“槍支文化”要追根溯源到英國。1181年，當時的英國國王要求人民購買武器保衛國家。后來，這個傳統隨著“五月花號”一起到了美國。

對于早期踏上美洲大陸的歐洲人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自己手中的槍支彈藥更加可靠。眼見印第安部落環伺、野獸出沒，美國的先民只得靠槍支生存、自保。

1775年，萊克星頓的槍聲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殖民地的持槍民兵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有學者稱，“美國誕生之時就有一支來復槍在手中。”

建國初期，美國政治的先賢們認為，為防止政府作惡，應允許人們持有武器，以讓人民有反抗強權政府的可能。故而在1791年，美國簽署生效的憲法第二修正案明確規定：民眾持有及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這令持槍合法的觀念深入人心。對于美國人而言，槍已經成為一種核心價值觀的體現。

此后，南北戰爭、槍械制造革命、西部開發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使得私人用槍成為一種風尚，甚至是一種必需。

1871年，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成立，它創立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提高美國人的槍法。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NRA逐漸成為主要的反控槍團體，并專門成立了游說機構保護持槍者利益，任何試圖對槍支擁有和購買進行限制的立法活動都會遭到NRA的強力狙擊。

控槍：漸成社會熱議焦點

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及其弟弟、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還有黑人民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相繼被槍殺，槍支管控問題開始成為美國社會熱議的焦點。

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槍支管制法》，禁止跨州購買槍支，禁止包括未成年人、吸毒者、精神病人、罪犯等人群購買槍支，成為當時美國最為實質性的控槍法案。

1981年，一個瘋狂迷戀影星朱迪·福斯特的“粉絲”為了博得美人的注意刺殺里根總統，雖然受傷的里根隨后痊愈，但是隨行的白宮發言人詹姆斯·布拉迪卻因槍傷而終身癱瘓。布拉迪在刺殺事件后一直致力于推動新的槍支控制法案，經過多年努力，在1993年的克林頓政府時期終于通過了對槍支購買者進行嚴格背景調查的新法案——《布拉迪槍支暴力預防法案》。

但是克林頓政府也為這個法案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法案通過次年，民主黨在議會中期選舉后失去眾議院控制權。在接下來的20余年中，華盛頓再沒有能夠通過有分量的槍控法案。

“擁槍派”地位鞏固

近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兩個著名判例——2008年的海勒案和2010年的麥克唐納德案——更肯定和強化了美國人的持槍權。

海勒是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名警官，該地區一向嚴格禁槍。作為警官，海勒可在政府大樓持槍，但不可以在家中擁有槍支。于是海勒一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哥倫比亞特區敗訴，裁定該地區的禁槍令違憲。

麥克唐納德是芝加哥一名退休工程師，抱怨住宅周圍不安全。可他僅有獵槍，因其太笨重攜帶不方便，因而他希望購買手槍保護自己。但根據芝加哥此前通過的一項法律，他無法擁有輕便的手槍。于是，他把芝加哥告上法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芝加哥的禁槍法律無效。

與擁槍派的步步進取相對應的，是美國槍擊慘案的頻頻發生。數據顯示，美國有3億多人口，而私槍保有量逾3億支，每年死于槍口下的人數超過3萬。

奧巴馬能撼動“槍支文化”嗎？

2013年康涅狄格州紐敦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造成26名師生遇難，已經成功連任的奧巴馬沒有了選舉包袱，終于下決心在槍支控制上有所作為。當時，由于槍擊案受害者多為兒童，美國社會要求加強對槍支管控的呼聲也比較高，民調顯示過半數民眾支持通過新的控槍法律。

然而，奧巴馬還是低估了民間對槍支管控的反對力量和“擁槍派”在國會中的影響，在經過多番努力后，白宮領銜的新控槍法案還是沒有逃脫中途夭折的命運。2013年4月17日，距離康涅狄格州小學槍擊案發生僅僅4個月，新法案在參議院闖關失敗。奧巴馬大感失望，怒斥“這是華盛頓恥辱的一天”。

2016年新年伊始，奧巴馬祭出終極大招，推出加強對購槍者背景審查和控槍執法等控槍新舉措。不過，一些美國媒體和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措施本身的“硬傷”，還是奧巴馬繞過國會引發的“越權”爭議，恐怕都會讓這些措施在具體落實時大打折扣。

200多年來，槍支在美國歷史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著名的社會學家赫爾曼·康恩所說，“槍支是美國文化的核心。”而“槍支文化”之所以在美國成為一種文化，正說明了其復雜性和深刻性非簡單的法理邏輯或單一的價值取向能夠評判，想要撼動更是難上加難。

如何在社會文化、政治博弈與安全訴求之間找到契合點，是美國的當務之急。顯然，現在已經到了考驗奧巴馬和全體美國民眾智慧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