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李甘林（職員）

  施正榮、劉永行、黃光裕、陳天橋、魯冠球、丁磊等6名中國富豪都將收到吉林農民劉福成的求助信。劉福成女兒患上罕見的心臟病，為救女兒，他借錢53戶，然而“6萬多塊錢幾天的工夫就沒了”。日前，劉福成給施正榮寫了第一封求助信，由于沒收到回信，他又給其他一些他聽說過的富豪寫求助信。（1月23日《華商晨報》）
  劉福成一定沒想到，這簡單的6封信，很可能使這些大名鼎鼎的富豪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兩難：回信不回信，這是個問題。
  錢對這些富豪來說肯定不是問題，然而，比拿錢更讓他們撓頭的是———拿少了，人們會說，這些富豪真吝嗇；而拿得再多，人們也認為這是他們該擔的責任。總之，錢出與不出，都很麻煩。
  有人說，中國富豪行善有“四怕”：一怕惹麻煩；二怕錢去向不明；三怕體制限制；四怕被指“出風頭”。丁磊就是現成例子。丁磊曾為2004年印度洋海嘯災區捐款1000萬元人民幣，引起強烈反應。據透露，丁磊為捐還是不捐猶豫了整整一天，讓丁磊感到為難的不是錢，而是擔心輿論的責難：如果真心想做好事，為何不用化名？為什么捐1000萬元，而不是500萬元？是為了出風頭還是斗氣？為什么捐給外國，而不捐給受災的中國人？……
  中國富豪在慈善問題上的兩難與尷尬是極不正常的。這次，陷入困境的劉福成無意中又一次把尷尬放大并推到前臺，這既讓富豪為難，也讓公眾揪心。
  我想，無論這些富豪捐不捐、捐多少，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輿論不宜過多指責或漫罵。公眾不應忽視這樣的事實———貧困群體遇到困難時，首先應向政府部門求救，其次才是向社會求助。
　　請求政府部門救濟，這既是公民的憲法權利，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現在，情況似乎相反。
  如果再思忖，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每當民眾遭遇困難或陷入絕境時，他沒想到找政府，而習慣于向富豪求助———過度依賴富豪解決社會難題，以及政府救助機制的長期缺位是極不正常的，把解決問題的寶全押在富豪的惻隱之心上，這既是富豪無法承受之重，更不是我們應擁有的科學救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