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河南鄲城縣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李志洲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案，檢方指控，李志洲敲詐的對象是河南項城市王明口鎮政府，手段是多年來因一起民事糾紛不斷上訪。

此前7月22日第一次庭審時，公訴人出示李志洲與王明口鎮政府2012年11月11日簽訂的“協議書”，作為李敲詐勒索的證據。該協議約定，鎮政府一次性給付李志洲困難救助金10萬元，李志洲保證息訴罷訪。

此案再次引發公眾對近年頻繁出現的“訪民敲詐勒索政府案”的關注。

現行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涌曾撰文稱，自2004年以來，隨著信訪壓力增大，因上訪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判例越來越多。他搜索的結果顯示，僅2014年公布的相關案例就有上百例。

與此同時，政府能否因訪民上訪而被敲詐一直飽受質疑，各地法院判決不一，有罪判決和無罪判決并存。無罪判決有的認為以上訪進行“威脅或者要挾”，不足以使政府因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檢方指控訪民犯敲詐勒索罪的證據不足或不充分。更有判決明確指出，“政府不能成為被要挾、被勒索財物的對象。”

而多個有罪判決顯示，檢方指控的“敲詐款”基本上為訪民與當地政府書面約定的救助款或賠償金，或者是上訪者索要的上訪花費等經濟損失，作為被敲詐一方的相關政府部門，多為迫于“壓力”，滿足了對方的“無理要求”。

有罪的理由：救助金、賠償金成為“敲詐款”

在李志洲之前，已有多名訪民因為賠償金、救助金等被判犯敲詐勒索罪。如山東青島市的柳娟，因為認為自己遭遇司法不公，2012年3月起多次進京上訪，其雖曾與所屬街道辦簽訂息訪協議，但之后仍繼續上訪索要路費、住宿費等，街道辦曾支付她1萬元。

山東省即墨市法院作出的判決書顯示，該院認為，柳娟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持續以纏訪、鬧訪、制造社會影響力等為要挾手段，強行索取公私財務，數額較大，其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應予懲處。2015年6月，即墨市法院判決柳娟犯敲詐勒索罪，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

吉林的郭洪偉與母親肖蘊苓以“吉林市公安局龍潭分局新安派出所插手經濟糾紛”為由，多次進省進京上訪。為解決他們的信訪問題，2010年至2012年，吉林市公安局多次共給付33.8萬元救助金。事后，母子又為郭洪偉被判挪用公款罪的事情上訪。

2015年5月，吉林省四平市鐵東區檢察院指控，肖蘊苓伙同兒子郭洪偉，采用進京上訪等為威脅或要挾手段，多次敲詐勒索吉林市公安局共計33.8萬元。此外，二人還多次采用兩會期間進京上訪為威脅，多次敲詐勒索鐵東區政府1.5萬元。

2016年6月，鐵東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二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威脅手段，逼使吉林市公安局和四平市鐵東區人民政府給其錢款，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敲詐勒索罪。

另一起發生在吉林的案件顯示，農民景春因身陷冤案申訴11年，直至2007年終于得到無罪判決。此后，景春以被錯判為由向法院索賠106萬元未果而不斷申訴、上訪，2011年開始，景春先后5次從地方鎮政府拿到了2.7萬元“息訪費”。2014年7月，吉林省磐石市法院一審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景春10年有期徒刑，認定其申請106萬元國家賠償為敲詐未遂，2.7萬元息訪費為敲詐既遂。同年11月，吉林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與李志洲等案相似，上述“敲詐政府”案中，檢方指控的“敲詐款”基本上為訪民與當地政府書面約定的救助款或賠償金，或者是上訪者索要的上訪花費等經濟損失，而作為被敲詐一方的相關政府部門，多為迫于“壓力”，滿足了對方的“無理要求”。

但政府能否因訪民上訪而“被敲詐”一直飽受爭議，一些地方法院，對于此類訪民被控敲詐勒索的案件則作出了無罪判決。

無罪的理由：上訪“不足以迫使政府因恐懼交出財物”

四川瀘縣的游書忠因認為遭受不公正判決，多次到北京上訪，2007年3月，他要求當地政府賠償其上訪等損失8.8萬元，當地鎮政府于2007年11月28日付給游書忠5萬元，其余3.8萬元按游書忠的要求約定在同年12月付清。

游書忠因此被指控犯敲詐勒索罪。2008年7月2日，瀘縣法院一審以敲詐勒索罪，判處他有期徒刑4年。游書忠上訴，被駁回。

游書忠刑滿釋放后，向四川省高院申請再審，四川省高院2012年10月作出再審決定，指令瀘州中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審理。

2013年11月19日，瀘州中院作出再審判決，宣告游書忠無罪。瀘州中院作出的游書忠犯敲詐勒索罪再審判決書顯示，該院認為，游書忠以上訪進行“威脅或者要挾”，尚不足以迫使鎮政府因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原判認定游書忠犯敲詐勒索罪證據不充分，依法應予改判。

2014年9月，瀘州中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支付游書忠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27萬余元。游書忠不服，向四川省高院提出申請，四川省高院維持了瀘州中院所作的賠償決定。

在宣告游書忠無罪的當日，瀘州中院在另一起再審案件中，同樣宣告兩名訪民無罪，理由與游書忠案相同，二人上訪進行“威脅或者要挾”，尚不足以迫使當地政府因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二人犯敲詐勒索罪證據不充分，依法應予改判。

江蘇射陽的某因土地補償款發放不足上訪，并因敲詐勒索罪獲刑三年。此后該案被鹽城中院兩次發回重審，最終，鹽城中院于2008年4月作出裁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李某又向江蘇省高院提出申訴，2014年4月，江蘇省高院決定再審此案。同年9月，江蘇高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改判李某無罪。江蘇高院認為，李某通過上訪進行權利救濟，且在上訪中未有違反《信訪條例》的行為，并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財物的方法：威脅、要挾、強拿索要。政府的給付行為均經集體研究，并不屬于“精神恐懼，不得已而交出財物”。

江西鉛山縣的一起類似案例中，鉛山縣法院一審即判決訪民江某無罪。判決書顯示，在江某多次上訪的壓力下，當地鎮政府共支付江16000元。鉛山縣法院審理認為，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江某以“制造社會影響，采取極端鬧訪行為，持續纏訪鬧訪”等威脅、要挾手段而索要錢財，認定江某構成敲詐勒索罪的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法院判決：“政府不能成為被勒索財物的對象”

廣東省懷集縣的一起案例中，黃礦文與同村村民發生土地爭議，后有關管部門進行了協調處理，但黃礦文不服，2008年8月，黃多次到懷集縣鳳崗鎮人民政府鎮長的辦公室，要求鎮政府賠償其因土地爭議造成的經濟損失9萬余元，否則進京上訪。

然而還沒有拿到錢，黃礦文月底就被公安機關抓了。2009年6月26日，懷集縣法院一審以敲詐勒索罪判處其有期徒刑4年。

2015年3月25日，懷集縣法院重審宣告黃礦文無罪。重審判決顯示，懷集縣法院認為，黃礦文使用威脅等強迫手段，一開始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土地糾紛，隨著過激行為升級而向政府提出賠償9萬余元的經濟損失要求，因此，黃礦文企圖非法占有公私財物主觀故意方面的事實和證據不充分。

懷集縣法院還認為，敲詐勒索罪的客體是一種復雜客體，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財產權利的同時，還會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如果被勒索者拒絕勒索者的要求，只會損害財產權利而不會危及人身權利，則不足以構成敲詐勒索罪。根據立法本意，政府不能成為被要挾、被勒索財物的對象，因為政府作為一個機構，沒有人身權利，也不會在精神上被強制從而產生恐懼感和壓迫感。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車浩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如果上訪訴求是合法的，那么地方政府沒有理由受一個合法行為的脅迫。如果上訪訴求是非法的，地方政府更不應該向非法行為屈服，進而處分公共財產。將政府作為敲詐勒索罪的被害人，會在法規范的評價上造成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