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3個月，且買且珍惜吧。”10月2日，來自江西南昌市的李萌初在朋友圈里發出這樣一條消息。作為一名在澳大利亞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賺點零花錢，她在留學第二年加入了代購一族。

資料圖：代購者在簡易的攝影棚為代購的產品拍照。楊華峰 攝

隨著代購的興起，越來越多的海外消費品走進尋常百姓家，帶出一個萬億級市場。但今年“十一”長假期間，上海浦東機場加大了對游客海外購物的檢查力度，一些代購因未主動申報被加收關稅，一度引發代購圈恐慌。

此外，將于2019年1月1日施行的《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商法》)，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提高準入門檻，杜絕個人代購行為。

那么，這種行走在灰色地帶的生意，將何去何從？ 海外代購“老大難”問題可否迎刃而解？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個人代購有點慌

“主要是身邊朋友有需求，我順便幫忙買。”在美國求學的劉婧告訴記者，自己目前主要是為一些熟識的朋友代買部分衣物、鞋帽和保健品，金額數量不大。

“最近圈內都在討論《電商法》的事情，按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且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我這種個人代購規模不大還要上學，沒有足夠精力。最多做到今年底，我就不做了。”劉婧說。

《電商法》的出臺無異于讓個人代購進入了新模式。根據《電商法》第十二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從事經營活動，需取得相關行政許可。在《電商法》生效后，從事奶粉代購的，將需辦理銷售奶粉所需的行政許可。

“我們在國外直郵的奶粉都沒有中文標識，也未辦理過相關行政許可。” 李萌初說。

和李萌初、劉婧這種學生代購不同，彭思洋是一名職業代購。2011年，她利用自己多年從事外貿工作的優勢，做起服飾、鞋、包代購生意。

“大家都在觀望，只能是做一天算一天。” 彭思洋說，《電商法》對整個電商領域都有影響，但影響最直接、最大的是個人代購。像自己這樣的職業代購，要么就不做了，要么就得面臨轉型的陣痛。

出現質量問題維權難

記者在調查時發現，盡管近些年很多知名電商平臺都開通了海外購、中國區直郵等業務，但通過淘寶、微信等網絡平臺的代購生意依然大量存在。更有代購者每個月都飛出去逛免稅店和商場掃貨，把商品帶回國內進行兜售。

“我在一名私人代購處買了一件奢侈品，出現了很嚴重的質量問題。和代購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拉鋸扯皮后，我放棄了維權。”北京白領陳鳴告訴記者，海外代購因其私人買賣的特性，容易出現消費陷阱。“有賣家通過買國際快遞單號、運空箱甚至讓國內商品上國外兜一圈，以增加可信度。除了賣家，沒人知道自己買到的到底是不是真貨。許多買家都跟我一樣因為取證鑒別難、耗時長而放棄維權。”

北京一家跨境電商平臺創業公司負責人祝雨隆告訴記者，《電商法》的出臺對于比較散亂的個人代購是一記重拳，但這也會推動整個行業規范發展。

“目前大部分的代購都屬于電子商務經營者，且沒有進行工商登記，屬于無證經營。”祝雨隆說，“消費者選擇代購要么是國內無法購買到相關產品，要么是國內購買價格較高。如果代購選擇直郵模式，并且依法納稅，那優勢將不復存在。

“最近，我國調整了關稅，一些商品的零售價格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一家時尚品牌買手店負責人琳達跟記者舉例說，拿LV的一條圍巾來說，關稅調整前代購的差價在1000～2000元之間，關稅調整后差價縮小至千元以內，這樣國內購買的質量和售后優勢就明顯了。

她告訴記者：“個人通過朋友圈信息，由朋友在海外進行代購，個人和代購者之間形成的是一種委托合同關系，不受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不過，《電商法》首次明確了代購行業的合規要求，提高了該行業的經營成本，當這些小型電商或代購者價格不具備優勢時，消費者會尋找更大型的合規進口商采購所需商品，未來小代購的洗牌在所難免。

鉆法律空子涉嫌逃稅

“海外代購滿足‘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從事銷售、提供服務’‘經營’的要件，自然在《電商法》監管范圍內。”上海億達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對記者表示，《電商法》的出臺意味著個人代購的時代即將終結，未來代購市場將只剩企業運營主體。朋友圈從相對私人的圈發展到商業化，界限逐漸模糊。監管范圍更多要從交易的實質角度出發，著力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對于電子商務經營者的認定，重點是在于其行為是否會被認定為經營活動，這需要參考盈利數額、活動次數、時間長短等進行考慮。”

“在納稅方面，我們這種注冊經營性電商企業的經營數據是與稅收部門、工商部門共享的，消費者在購買的時候是需要支付稅費的。而個人代購由于難以執行和落實，很難執行稅收相關規定，他們鉆了這個空子，涉嫌逃稅。”奢侈品跨境電商創業人王帆告訴記者。

王帆表示，目前，代購正在成為一些國家品牌商在中國市場擴張的新渠道。這種分銷渠道不需要品牌商自己建立分銷網絡或本地倉庫，且個人代購不需要上稅，所以是一種成本相對較低的銷售渠道。“但是《電商法》實施之后，這種情況可能會有所轉變，增加的稅收最終會讓代購商品的價格上漲，導致失去價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