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自殺都失敗了。第一次嘗試是在 9 點 40 分，但沒有成功——繩子斷掉了。我只好用盡全力再次嘗試上吊。”

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留下了三份遺書，第一份是陳述自殺舉動何以失敗。這位 68 歲的蘇軍元帥在這次自殺失敗之前剛剛經歷過一次更大的失敗——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度假期間，他的副手和軍方發動了一次政變，這次政變試圖挽救正在走向解體的蘇聯，但最終卻成了壓垮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

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不是政變發起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但他在得知這個機構后，從索契度假地趕回莫斯科。他支持他們的聲明，并且隨時準備提供必要的幫助。

政變失敗壓垮了他。8 月 24 日，克里姆林宮 1 號樓，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的辦公室里，他選擇了自殺。作為戈爾巴喬夫的軍事顧問、美蘇核裁軍的關鍵人物，他在留給戈爾巴喬夫的遺書中解釋了為何會從假期中連忙趕回莫斯科支持政變。在結尾部分，他表示希望能夠得到寬恕。

他在另一份給家人的遺書中說：“當祖國正在步向衰亡，而自己畢生的成就即將遭到摧毀時，我也活不下去了。我的年紀以及一路走來的成就，讓我擁有離開人世的權力。在人生的盡頭，我仍在掙扎奮斗。”

他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經歷了這個龐大體制的崩潰。

他是一個活在舊體制中頑固不化的人，在他看到蘇聯官方出版了斯大林的傳記的時候，他稱作者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的“論點”形同叛國。

但他顯然意識到改變應該發生，所以他也會出現在他的一個“敵人”或者對手、蘇聯著名異見領袖薩哈羅夫的葬禮上。

美國駐蘇聯大使杰克·馬特洛克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瞥見稍遠些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的身影，這位美國大使感到驚訝了。薩哈羅夫生前與阿赫羅梅耶夫是敵人，雙方是不可妥協的對手。但是阿赫羅梅耶夫卻來道別，除他而外，克里姆林宮沒有人來，總參謀部也沒有別人來……

他也贏得了另一個對手的尊敬。美國里根政府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羅烏弗將軍在 1991 年 9 月的《時代》上發布的紀念文章說明了一切：

“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是我的朋友，他自殺身亡是一個災難，它折射出震蕩著整個蘇聯的抽搐。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是一個共產黨人、愛國主義者，是一個真正的戰士。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在愛國和對黨忠誠的同時，又是一個現代人。他已經明白，發生在蘇聯的很多事情都是錯誤的，如果蘇聯還想作為一個大國繼續存在，就必須改變它的很多東西。為了降低蘇美兩國軍事力量相對峙的緊張氣氛，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 年，他第一次訪問美國，他是陪同戈爾巴喬夫來華盛頓簽署銷毀中程和短程導彈條約的。我邀請他到五角大樓來做客。兩天以后，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和我共進早餐，我發現他是一個人來的。蘇軍總參謀長不帶警衛和隨從，只身來到對手的營地，充分顯示出他是多么自信。”

“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國內不滿情緒的深度，他有變革的愿望，但他無法預見，改革將把國家帶往何方。一年前我們在莫斯科又見面了，他對我說：‘毀掉共產黨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自己。只要這個過程不停止，我的心臟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當有人對你說，你為之奮斗 50 年的一切都是錯誤的，你是多么的苦惱啊！’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對共產主義思想非常忠誠，但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卻非常膚淺……”

在十月革命成功 74 年、蘇聯成立 69 年之后的 1991 年，阿赫羅梅耶夫像很多人一樣，在這個對于個人生命來說不算很短的時間里——他的生命軌跡與蘇聯存在的歷史完全重合，他的所有存在的價值依托于這個國家而存在，某種意義上他是這個行將就木的國家的另一個象征。

在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自殺 4 個月之后，蘇聯正式宣布結束。

然后，又過了將近 26 年，連同這 20 幾年，越來越像一個歷史。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引述一個人的口述：

在公交車上，我旁邊坐著一位老人，他發現我不是本地人，就問：“您要找誰？”我就開始說：“這里曾經有一個勞改營……”“你是說那片營地嗎？兩年前，最后的一片也被拆掉了。人們用那些磚瓦建成了雞舍和澡堂。土地被分掉蓋別墅了，還用鐵絲網圍起了花園。我兒子在那里就有一塊地……您知道的，在這里很不愉快……每逢春天，下雪或下雨時，都可能在土豆園子里挖出人的骨頭。但也沒有人感到厭惡，因為都習慣了。這片土地到處都有骨頭，就像石頭一樣。人們就把它扔在地下，用靴子踩碎，踩碎就行。已經習以為常了。只要抓一把黑土，翻弄一下就有……”

集中營和勞改營成為了歷史。

法國作家奧利維埃·羅蘭在《古拉格氣象學家》里說，“看著多么遙遠啊，1990 年代，那時候，克格勃/國家安全局的檔案可以查看，紀念協會的成員還能進入國家杜馬……”

后蘇聯時代也成了歷史。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冷戰史權威研究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說：每個秋季學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給幾百名本科生講授冷戰的歷史。我在講課時，不得不提醒自己：這些學生都不記得我所敘述的事件。對于我的學生而言，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物，斯大林和杜魯門，甚至是里根和戈爾巴喬夫，都像拿破侖、愷撒和亞歷山大大帝一樣遙遠。

他說，冷戰就是歷史，就像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歷史一樣。

已經成為歷史。但嚴格意義上并不包括中國。

2017 年，是十月革命 100 周年，列寧主義開始在人類實踐的 100 周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將會挑選一些書介紹給讀者。這些書大部分在國內公開出版，我們選了一些重要的書評——很多來自出版當時的介紹——與我們的讀者分享。

介紹的第一本書，是前面提到的約翰·加迪斯教授所著《冷戰》。

本文中提到的歷史事件記錄來源于《二手時間》、《蘇聯的最后一年》、《列寧的墳墓》和《古拉格氣象學家》。

回頭看，長舒一口氣

來自亞馬遜

《冷戰》（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作者), 翟強 (譯者), 張靜 (譯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 10 日 36 元

書評作者：Michael Beschloss

1991 年，蘇聯正在崩塌，老布什總統的一名外交政策高官跟我說：“你們這些歷史學家可有得忙了。你們要怎么向后人解釋為什么我們擔驚受怕了 45 年啊。”

他說的沒錯。到了 2006 年，那些不曾經歷過民防太年輕而不曾經歷過“趴下、臥倒”（美國的核民防演習）的人需要一位杰出的學者來解釋，為什么九位冷戰期間的美國總統要傾全國之力來對抗一個在最后如此笨拙地垮掉的帝國。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就是這位學者，他的著作《冷戰：一段新歷史》就是這樣一本書。身為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加迪斯是著名的六卷本冷戰著作作者。著作特別關注了雙方的戰略，出版時間都在冷戰期間或結束后不久。

當冷戰期間沖突的真相還在逐漸顯露之際，沒人能比加迪斯的釋疑工作做得更好。這好比讓一個歷史學家在午夜策馬穿越森林的同時、還要描述這片森林的全景。

寫這本新書的時候，加迪斯終于可以就著陽光在空中俯瞰著整片森林，利用曾經保密的信息和歷史學家所需的后見之明書寫了真實的歷史。

他并沒有假裝自己過去的判斷都是正確的，比如他在 1987 年堅稱冷戰已經進化到了穩定的“長期和平”階段、并會一直持續后。如今加迪斯開心地承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這些“遠見者”都比他基于“歷史可能性”的預測看得更清楚。

加迪斯關于這個時代領袖們和階段的新鮮視角很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他懷著安慰指出，美國和蘇聯飛機在朝鮮戰爭中的對抗是整個冷戰過程中雙方唯一發展到互相交火的沖突。

他確信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把導彈偷運進古巴是“主要為了在拉丁美洲傳播革命，盡管這看起來不太可能”，任由自己“理想化的浪漫主義超出了他不知幾何的戰略分析能力”。

帶著恐懼和尊敬，加迪斯描述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通過不限制核戰爭來確保核武器不會被用在戰場上的努力。在自己總統任期的最后，艾森豪威爾的唯一戰爭計劃一旦執行，將會投放超過 3000 枚核武器到所有共產主義國家。

到了 1970 年代，艾森豪威爾的戰略演化為了“同歸毀滅論”，以及一個限制雙方防備對方長距離核彈頭的條約。

在了解了冷戰終結的過程之后，人們得以重新評估這場戲劇里的每個行為。因此，加迪斯現在可以抱怨尼克松-基辛格（Nixon-Kissinger）的緩和政策通過讓數十億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幻想某天能選出自己領導的人民的幻想的破滅，換來了穩定。

然而他也再次對杰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1975 年簽署的赫爾辛基協議進行了褒獎。盡管里根和其他保守主義政客鄙視加重了歐洲分裂的赫爾辛基協議，但加迪斯展示了這個協議如何創造出了全新且有效的平臺，從而服務了蘇聯內外部的異見人士以及批評者：“隨著克林姆林宮試圖將蘇聯的統治合法化…赫爾辛基協定反而成為了反對蘇聯統治合法化的基礎。”

還有加迪斯稱為“現狀破壞者”的領導人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里根、撒切爾等等。他們認為，為了維系同莫斯科的長期和平，西方陣營已經付出了過高的道德和政治代價。他們想要更好的。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讓加迪斯想起了斯大林對于前任教宗的侮辱性問題：“他有多少個師？”

加迪斯的答案是，若望·保祿二世不需要軍隊。他 1979 年回到波蘭的時候，動用了精神的力量來對抗共產主義，支持了萊赫·瓦文薩的團結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

里根是另一個破壞者。他“通過利用蘇聯的弱點、堅持西方的優勢”，力爭打破東西方的僵持。

很少有人、甚至是他的支持者也無法領略里根對于廢除核武器的真誠熱情——這是一種被里根認為不道德的武器。很多美國學者公開譴責里根，說他在 1983 年提出“戰略防御計劃”（俗稱星球大戰計劃），是將冷戰延伸到太空，是在鼓吹戰爭。

但加迪斯一邊不太情愿地承認該計劃有風險（蘇聯人總是擔心沒有征兆的先發攻擊），一邊也贊揚了里根利用這樣一種威脅戰略，建立蘇聯一時無法匹敵的反導系統。“如果蘇聯正在崩潰，為什么還要讓美國人被綁在同歸毀滅論上？為什么不去加速蘇聯的崩潰呢？”

加迪斯還評價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把他和教宗、里根和撒切爾作了反比。他寫到：“他們腦子里都有目標，并且有實現目標的路線。而戈爾巴喬夫在矛盾中猶豫不決，也不去解決。正因為如此，最后他放棄了意識形態、放棄了整個帝國和自己的祖國，而沒有選擇使用武力。”加迪斯認為，這是一個在傳統地緣政治話語中沒有什么意義的策略，但卻讓他成為了諾貝爾和平獎最名副其實的獲得者。

加迪斯沒有錯將他描述的歷史僅限于統治者。相反，他展示了不知名的群眾引發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革命的過程，比如 1989 年的匈牙利人——他們“宣稱隔離的鐵絲網已經多余”，要求克林姆里宮將其拆除。加迪斯說，在這樣前所未聞的挑戰面前，蘇聯領導人們感到“震驚、恐懼、振奮、勇敢、失落、不知所措，掙扎著想要重新掌握主動權，但又發現自己所能做的，不過是承認以前看起來不可能的事已經無法避免”。

只有當一個時代終結之后，歷史學家才能窺視它的全貌，并判斷它的特別之處。

“歷史上第一次，沒人自信能贏得勝利，甚至沒有自信在這場大戰中幸存下來。”加迪斯這樣評價這個時代。在時代的最后，“軍事力量，這個過去 500 年里定義‘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失去了它的決定性作用”。

20 世紀下半程，信息革命加速、自由社會在為民眾提供富足生活中的優越性、民主國家數量翻了五倍這些事實都讓加迪斯感到驚訝。他寫道“世界前所未有地接近這樣一個共識……民主才有合法性”。

然而，冷戰的順利終結并非都是順理成章的。加迪斯提醒我們，沖突可能會輕易地毀滅更多的人性：“從遙遠未來回望的望遠鏡會證明這點，如果冷戰走上另一條路徑，也許未來將沒有人能回頭看了。”

我們有很多標志來提醒冷戰的終結。駭人的導彈已經變成了廢鐵。在電影銀幕上，詹姆斯·邦德也把準星從克格勃間諜轉到了其他對手。

在這種氛圍下，考慮到加迪斯也已經給出了這樣一本冷戰定論，也許他以后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藝術史上了。

書評翻譯 熊貓譯社 Harry

題圖來自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