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明節小長假接待了 600 人之后，浙江臨安的太陽公社非常安靜。

正處于休耕階段的水稻田里開滿了紫云英和油菜花，沒有農民在工作，只有幾只雞在田里散步。幾乎可以算作是旅游景點的豬圈也正在修繕清理，看不到那些被稱為“全中國最幸福”的一百多頭黑豬。

拍攝：李莉蓉

三年半以前，臨安太陽鎮的雙廟村同樣安靜，不過那時候的村子，一半的土地都處于荒廢狀態。村里老人小孩居多，已經少有勞動力耕作。

2013 年，在莫干山管理了一家有機農場四年之后，陳衛決定租下雙廟村朱伊塢山谷的 700 畝地，用來養豬。此前他花在找地上的時間將近一年，但始終不合心意。理想的地方得是這樣：小山谷，能將豬分開放養；有干凈的飲用水水源供豬飲用；有土地可種植有機飼料；離陳衛所居住的杭州兩小時車程以內。

曾經管理太陽公社生產、如今在鄭州自己開了德谷元有機農場的李曉升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當時之所以決定要養豬，是因為他們發現市場上已經有安全健康的大米和蔬菜，唯獨沒有達到這樣的標準的豬肉。

因為父母都是浙江農業大學的教授，陳衛稱自己從小在農田長大，在換了十幾份工作之后他依然想做農業。管理了四年有機農場后，50 歲的陳衛覺得做綜合農場太累了，“我就住在這片，養點豬，每年有（賺）幾百萬、一百萬好像也行”，于是他與另外四個人合伙，投入一千多萬，開始準備養有機豬。

陳衛

就像陳衛選地時所提出的那幾個條件那樣，想要養有機豬，無論是土壤還是水，附近的環境也要是符合有機標準的，這也就意味著陳衛他們必須說服當地所有農戶都轉為有機種植。

農民們并不樂意按有機的方法去種，在習慣用化肥和農藥的數十年后，他們覺得有機農業根本種不出東西，賺不到錢。

為了說服農民，陳衛租了四輛中巴，將全村人都帶到他之前管理過的農場去。他還搬出日本農業經營模式展示給村里人看——這是他與李曉升以前去日本考察時學到的，那里的農民幾代人都只種植同樣的幾種作物，銷售交給農業協會，收入不低于在城里工作。

陳衛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在聽完之后，朱伊塢的農民表示，他們同樣也可以像日本農民那樣只種菜或者只養雞，于是太陽公社以每年 600-700 元/畝的價格租下土地，并承包農產品銷售。

所以陳衛的生意又變成了一個綜合農場。李曉升每周都在雙廟村里開會，講解他們的有機理念，招募有意愿做有機農業的農民，之后再按照他們所掌握的技能再分配到不同崗位去。

與此同時，太陽公社也放棄了最初招代理商賣豬肉的想法。陳衛將曾經在上個農場踐行過的配送制也用在這里，顧客預付一定費用，之后公社將產品打包，交給快遞公司配送上門。

如今，已經有大約 300 戶家庭認為太陽公社的這些做法的確有說服力，每年預交 25000 元或者 16800 元來購買太陽公社的每周配送。

而陳衛為這一模式設置的用戶量上限是 500 戶。“之后，會員資格會變得很珍貴。”

通過預付費，農場能夠在生產之前就確定好需求，按需生產，也能夠提前獲得生產所需的資金。

不過豬還是得養。陳衛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他請設計師來蓋豬圈。

設計師是中國美術學院教授陳浩如，他另一個身份是太陽公社合伙人。對他來說，設計豬圈正是實踐他數年的鄉間調研及竹材料研究的機會，但也有生產以外的目的：希望不同于普通豬圈設計的它能代表公社的形象，“當時為什么請我做，主要是為了制作一個新的形象、品牌”。

在正式動工之前，陳浩如花了半年時間做調研和設計，邀請當地農戶與養豬人來討論需求。最終設計出的豬圈 8 米寬，沒有墻體，因為不能動土而直接用石塊把建筑連起來。除了豬群的宿舍區以外還有喂食區、外置的廁所、室外活動場和泳池。

豬舍內景 來源：陳浩如

游泳池

陳浩如稱這次的設計“脫離于現代的建筑業體系”，他沒有找施工隊和水泥廠，以當地的輕竹、茅草與鵝卵石為材料，請當地農民來搭建，甚至邀請全村人一起來編織現在已經不怎么能在農村見到的茅草屋頂，最終造價只有普通豬圈的一半。

2014 年 5 月豬圈完工，不負眾望，成為媒體口中的“中國最美豬圈”。附近村民來看，城里人來看，外地人來看，杭州媒體報道，政府官員巡視，威尼斯雙年展邀請參展。

當地政府在 2015 年甚至還專門為太陽公社修路，讓高速公路至太陽公社的那段路更適于行車。

它還為太陽公社帶來了第一批顧客——七八十戶家庭預付了一年 25000 元的會員套餐，每周太陽公社將會配送 12 份蔬菜、2.4 斤豬肉、5 斤大米和 1 盒雞蛋，每個月再加一只雞或者鴨。直到后來有會員抱怨說分量太多，太陽公社才加上了一年 16800 元的套餐，配送內容相應減少。

當然，這些家庭并不只是為了吃“全中國最幸福的豬”而付款的。

2014 年的有機市場并不如現在大，但遠比之前要好。2002 年就開始做有機農業的李曉升表示， 2008 年之前有機尤其難做，市場小，消費者也不理解。直到 2010 年，有機市場才開始擴大，到了他們創立太陽公社時，“有機市場已經蠻好的了”。

“那個時候就是，我想支持一個農民，你看他東西賣不出去了，我來買點吧，可能對于產品標準什么也不了解。”分享收獲農場創始人石嫣如此描述 2006 年時的有機消費者。當時還在中國人民大學讀農業發展專業博士的她觀察到，那些想做有機的農場主發現有機產品既沒有市場，也難以配送。

2009 年，石嫣協助創辦了中國第一家 CSA 農場——小毛驢農場。所謂的 CSA， 是指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經營模式簡單來說就是成員預支一部分費用，支持當地生產者，農場定期交付收成，兩者之間的關系更像是互信合作而非我們所習慣的買賣。

到了 2012 年，石嫣又自己創辦了同樣以 CSA 模式經營的分享收獲農場。她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2014 年左右，她明顯感覺到消費者對有機感興趣或者有所了解，而且不再是以前那種更類似于做慈善的心態。按她的估計，現在中國已經有大約 1000 家 CSA 農場。

分享收獲農場 來源：石嫣

只要隨便找個超市逛一下，你就能夠很容易感受到有機產品價格要比非有機產品高不少。而這是由有機本身的標準所決定的，光是生產本身，放棄農藥、化肥、激素等等化學合成物就意味著產量降低、成本上升，銷售價格自然也就上升了。

而在中國，買得起有機食品的人越來越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6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1769.6 元，到了去年這個數字已經增長為 33616 元。

不僅如此，買有機這種看起來更安全的食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令中國消費者越來越不信任他們所買來的食物，這時候歐美中產都在追捧、不使用任何各種化學合成物、非轉基因的有機食品就顯得安全不少。

咨詢公司 Mintel 去年八月的報告顯示，在中國，56% 的有機產品購買者都把“不含有害物質”作為他們的購買動機，其次才是“有機食品生產過程是對環境友好的”（49%）。

所有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采訪的有機農場都在歸納他們顧客的消費原因時，首先提到食品安全，而且很多顧客是希望能保證自己孩子的飲食。

比如太陽公社的將近 300 戶家庭會員全都有孩子。即便是在談到太陽公社時更喜歡談其對農村的影響的陳浩如，也提到他身邊的建筑師、教授是因為覺得意識到食品問題“幾乎無可救藥”而成為公社會員。

實際上，在這普遍懷疑食品安全的環境中，有機食品也沒能成為例外。

住在杭州的蔣奕嬰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在成為太陽公社會員之前，她已經一直堅持買貼有“有機”標簽的食品，但她也不完全相信需要經過專門機構認證的有機標準，擔心如今的空氣、水、土壤污染會滲透到食品中，而這些因素“認證有沒有考慮進去就不一定”。

并非只有她一個人這么想。石嫣表示，很多人都認為“北京的空氣、水、土壤甚至全中國的水、土壤都被污染了，哪還有有機的東西”。

在這種氛圍下，農場是否投入資金去找機構做有機認證似乎就變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太陽公社的微信公眾號文章里，他們表示不會花錢去做有機認證：“真正的有機是在人們心里的”。距離杭州 1.5 小時車程的太陽公社將公社輻射范圍限定在長三角內，陳衛期待他們的會員會自行開車來參觀農場，并在見到現場、與當地農民聊天之后相信他們的產品是有機安全的。

“我們的認證都是在農民的臉上”，陳衛用這句話來說明自己生意的可靠性。在太陽公社每塊地、每個養殖區域邊上，太陽公社都豎起了相關負責人的海報，上面印有他們的名字、照片、負責內容和座右銘。不僅如此，每個會員所收到的產品的包裝上都會有相應的生產者的照片。

拍攝：李莉蓉

陳衛與陳浩如都認為這種標明生產者的方式要優于有機認證。陳浩如說：“你城里人跑到農村，參與農業勞動，看到這些人，然后農民的頭像貼在大米和豬肉的包裝上，產生的這個信任，就不是任何的認證體系能夠替代，說實話大家也不太信任這種體系。”

當然也有農場認為有機認證是基本標準。上海的百歐歡有機農場的業務拓展總監曹乃真強調他們“不是為了秀那張認證給客人看”，而是認為有機認證有一定的可信度，將其作為農場可信分數中的 60 分，其余 40 分是“生態要給我們的一個證明”。

太陽公社有一套監督農民、保證產品品質的機制，包括統一采購種子等生產材料、定期抽檢、下架單個季度單品種被投訴次數超過 10 次的產品等等，在微信公眾號里他們也曾經表示解雇了一位使用農藥的菜農。

不過大部分時候，太陽公社更喜歡展現公社里融洽而非嚴格的一面。陳衛非常自豪于公社與農民的良好關系：“我們不賺錢、我們的農民永遠賺錢。我們第一是保護農民的效益，所以農民也有好的口碑”，還時常提到希望讓農民獲得高收入從而吸引他們在城里的子女回來。

太陽公社將微信視為他們最重要的宣傳途徑。在公眾號里他們不提賣產品，而是展現公社景色、農活、和農民的關系。在最初兩年里，太陽公社的微信運營者陳意文經常將公社里農活的進度展現給他們的會員或者是潛在顧客看，認為這樣能讓他們參與其中，逐漸建立信任。

陳意文認為用戶對他們的支付是“在微信朋友圈的支付（轉發）”，對大約有 60%、70% 客戶來自朋友介紹的太陽公社來說，會員在朋友圈的轉發成了有效的宣傳方式。另一個住在杭州的會員駱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她最初知道太陽公社就是看到朋友平時在朋友圈里發的一些太陽公社的文章。

顯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夠或者愿意支付一年 25000 或者 16800 元的會員費。陳衛表示他們的定價基于成本，會員套餐利潤率在 40% 左右，蔬菜、豬肉、大米價格分別是每斤 15、15、50 元，而雞蛋價格為 3 元一個。

李曉升解釋說，太陽公社的定價并不高。他們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在上一個農場里，他們依照有機食品市場價來定產品價格，價格過高導致銷量不佳，而賣不出去產品帶來的損耗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成本，令產品價格越來越高，陷入惡性循環。

按照李曉升的說法，有機水稻和普通水稻成本比例分別為 3：1，而有機蔬菜和普通蔬菜則是 2：1 到 3：1 之間，有機動物養殖則與普通動物養殖成本差不多。他并不認為有機農業更賺錢，“光靠種菜是不可能賺錢的”，他所看到的國內所有有機農業都是以農業為基礎，再融合第二與第三產業。

農場利潤率在 10% 左右的石嫣也有類似的觀點。她表示就她所了解到的有機生產現狀來看，只要是按照真正有機標準來生產的，“不可能產生暴利的行為”。除此以外，即便賺到 10% 的純利潤，石嫣還需要將賺來的錢重新投入生產和維護中，為來年做準備。

按照這樣的模式，陳衛劃定了 500 戶左右的會員數量上限，而太陽公社近期也推翻了“不找代理商”的設定，同時通過自己的微信商城和代理商去銷售豬肉、雞蛋等單品，之后送貨上門。

太陽公社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有機蔬菜的復雜度和不穩定明顯高于其他農產品。陳衛表示他們所種的都是當季蔬菜，夏季與冬季品種相對要少，碰到病蟲害有些品種還會絕收，“真的本土化，沒有豐富的產品”，有些會員就因為蔬菜品種太少第二年不再續約。

而且蔬菜也并不是那么賺錢的品類，在太陽公社，蔬菜的利潤率在 30% 左右，而豬肉和雞蛋則在 40% 左右。

陳衛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中國有機消費者依然很有限，并沒有那么大的市場需求，“90% 左右的有機企業都不賺錢”。現在，他正在開展更賺錢的其他產業，比如去年開始的自然教育，讓城里的孩子來太陽公社玩、參加夏冬令營等等，一年之后已經開始盈利，相比之下農業至今還未盈利。

在陳衛的設想中，太陽公社將會成為以農業為基礎的“綜合體”，現在他們正準備建帳篷酒店與樹屋，未來還可能會做文創產業，利用太陽公社環境中的各種自然材料去制作產品，其他產業將會帶來食品消費，但農業所占營收比例將會不斷下降。

主要作為自然教育場地的“大白屋”

與此同時，陳衛也計劃“輸出太陽公社模式”或者經營連鎖品牌。他沒有談及雙廟村朱伊塢山谷之所以能初具規模，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可復制的模式。

數次提到近幾年有機行業沒有變化、沒有突破的陳衛，卻否認自己對有機食品業是悲觀的：“我覺得未來會很好。就是現在我們（要）闖出一套模式來。”

當被問及太陽公社有無模仿、借鑒對象時，三個曾經或正在太陽公社工作的人都迅速回答說沒有，他們一致認為太陽公社是種全新的模式，一切都需要他們自行摸索，陳浩如甚至將其形容為“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一種社會實驗”。

至于太陽公社的模式是不是可以成為中國有機農業的“代表”，也許，應該等到它成功自我復制之后再下結論。

文內圖片如無注明均來自太陽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