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第一代職業拳賽的拳王

當兵，逃港，失業，被勞教

最終為爭取一份退休金上下奔走

他是1951年的中國拳王余吉利

沒有人知道他死了

也沒有人知道他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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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斯維加斯拿下WBO蠅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35歲的鄒市明已經締造了奇跡：職業金腰帶、奧運會、世錦賽、亞運會、亞錦賽、全運會、全錦賽……所有他能拿到的冠軍他都拿了。

鄒市明當之無愧可以稱為中國拳王，很多人也因為他開始關注中國職業拳賽。其實在57年前，中國已經誕生了一位職業拳王。

然而與鄒市明現下的風光相比，他的人生可謂暗淡。他叫余吉利，從一個愛好拳擊的上海灘少年，到暮年孑然一身與一條狗相伴，拳王的經歷，就是60年現代中國。

（▲年輕時的余吉利(中)，照片拍攝者是魯迅的兒子周海嬰）

距離上海270多公里的白茅嶺農場，是上海人談起來時心里會有些微微發寒的地方。1963年，余吉利33歲，跟鄒市明一樣，仍然處在一個職業拳擊手生涯的黃金時期，但他在這里開始了16年漫長的勞教生涯。當時他的拳擊夢想幾經沉浮，正欲尋求出路，卻猝不及防被阻斷。

余吉利出生在上海拳擊運動正要進入白熱化的上世紀三十年代，他父親在一家比利時房產公司就職，因此余吉利一出生就生活在外國人聚集的法租界——當時的霞飛路霞飛坊(后改名為淮海路淮海坊)。

19世紀末拳擊進入上海，先在租界流行，國外士兵、水手和商人成為主要參與者，中國人很少。但當時美國的艦隊就駐扎在上海，和外國人接觸多了，很容易參與進去。

長到十五六歲，余吉利精力過剩，頑皮搗蛋遠近聞名，為此沒少挨父親的打。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著大同大學外語系的學生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五六歲，從黃家窗臺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黃曉陽是業余拳擊愛好者，在西僑青年會教打拳，余吉利跟著他入了行，一下找到人生目標。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霞飛路）

當時專門練拳擊的中國年輕人有幾百個，愛好者數不勝數。比余吉利小三歲的李正廷住陜西北路的太平花園，生活的圈子里也有很多外國人。他練拳擊的動機則是不想被其他小孩欺負，另外，學校附近常有小流氓敲詐勒索學生，學拳能防身。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拳擊在當時還是像高爾夫一樣的高尚玩意兒，來自西洋，又是外國人在玩，年輕人覺得去學，感覺很有派頭。

李正廷當年學拳的地方是位于八仙橋的基督教青年會，教拳的是一個名叫D．B．Reich的法國籍猶太人。李正廷父親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與外國人有生意往來，對兒子學拳是支持的，母親卻堅決反對。

和自認玩票的李正廷不同，余吉利卻是一頭鉆進了拳擊里。他沒有閑錢請教練，在青年會也主要是給外國人當陪練。但他身體條件好，也很刻苦，因此進步神速，很快在比賽中冒尖。當時青年會每隔兩周會舉行一次內部邀請賽，參賽的有西僑青年會、法國總會、俄羅斯總會、猶太總會的一些拳擊手。拳擊賽沒有獎金，余吉利有時候獲得的獎品是一把銀勺，有時候是一個皮帶頭，這些都令少年很滿足。

(▲2013年年初，李正廷(前排右三）、余吉利（前排右一）等老拳擊手合照。他們經常在周三相聚)

與此同時，優秀拳手紛紛涌現，林忠孚（后成為臺灣拳王）、蔣惠廉、黃亨利（后成為香港拳王）等就是從德義大樓后弄堂里打出來的職業拳王，而七屆全運會的拳擊冠軍黃曾修、費妙龍、胡壽澄則是茂名北路蕃祉里路燈下拼搏出來的一群少年。隨著年齡增長，余吉利的腳步跨出了青年會，他開始在著名的大世界(位于今天西藏南路、延安東路)打拳，獎金也成為他重要的經濟來源。

當時的大世界拳擊臺比標準的20英尺拳擊臺小4英尺，拳手相互攻擊頻率較高，這也提高了拳賽的精彩和刺激程度，深受觀眾的歡迎。曾有過這樣的說法：“不到‘大世界’，枉來大上海；而不看‘大世界拳賽’，則枉來‘大世界’！”。

(▲上海大世界的比賽，賽前門口都會有宣傳海報，為了不給家人知曉，很多中國拳手打拳都用了假名字)

1949年解放，緊接著又是抗美援朝，余吉利去參加表演賽，比賽的門票收入都用來捐款支援買飛機。外國選手都有獎金，但和同行們覺得這是為國家，不好意思拿錢。

他不停地練拳，參賽，甚至沒察覺到身邊的變化：猶太教練消失了，青年會逐漸式微，拳擊比賽變成官方舉辦的。到了1951年，余吉利已經成為上海市次中量級拳擊冠軍。這次奪冠也成為他拳擊生涯中唯一的痕跡。

又過了一年，幾個軍人找到剛經歷喪父之痛的余吉利，問他是否愿意加入解放軍軍事學院體工隊成立的拳擊隊。余吉利痛快地參了軍。次年11月，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于全運會前身)，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全國冠軍，軍銜也升到了連長。那一年，余吉利23歲。

當了三年兵，余吉利復員，順利進入曹楊二中，成為一名體育老師。由于區教育局調動，他在1961年轉到甘泉中學，仍然教體育。他娶了一位當過籃球運動員的體育老師，生下兩個女兒。

看似平靜的人生，正在醞釀劇變。

(▲1953年，余吉利在比賽中)

1958年，上海機床廠一名青年工人，在拳擊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第一屆全運會拳擊項目倉促叫停，全國開始禁賽。拳擊比賽一早收歸官辦，個人也只能苦等官方恢復。

余吉利等了五年，心中熱望未滅，一直在暗中尋找機會。1963年，余吉利利用學校假期跑到廣州。因為他的朋友圈子里開始流傳起廣東人朝香港大遷徙的消息。學校薪資微薄并不足以支持余吉利養家，加之始終還對拳擊心心念念，又正好香港方面邀請他去打職業拳擊賽，余吉利想借著廣東地區因饑荒而放寬出港政策，尋到一點轉機。

(▲六七十年代，偷渡香港被抓的年輕人)

那年的5月，廣東人民呈井噴式涌入香港，政策由此很快收緊。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余吉利遲了一步，等他趕到廣州時，新政策已經將遷徙香港列為罪行。不過當時消息傳播緩慢，余吉利并不知道。因為走漏了偷渡的風聲，余吉利還沒行動就被抓回了上海。事后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時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

議論偷渡被歸作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余吉利被處以三年勞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裝押解下，被大卡車送往白茅嶺監獄。

(▲白茅嶺監獄位于皖南山區)

余吉利如墜深淵。他僅存一點勇氣，跟妻子離婚，交代說：“我要倒霉的，你再嫁個人家吧，跟著我沒有好結果，反革命家屬會受牽連，孩子你要帶就帶，不帶就給我母親。”

三年勞教生涯結束之后，余吉利再次墜入深淵：妻子已經帶著孩子改嫁美國；上海戶口沒法遷回去。

1979年，苦等兒子16年的母親去世。余吉利和上海的悉數被掐斷，他當時49歲，眼看著要在白茅嶺的山中把余生消磨掉。

(▲余吉利與妻女。在這張照片的背面，余吉利寫道：“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憂心忡忡？65.3.16.燈下”)

絕處逢生，局勢竟然開始有了松動，只要有單位接收，余吉利就可以結束勞教。但他不敢跟用人單位說實情，從不求人的他請求組織讓他為母親奔喪期間在上海多呆一周，隨后他寄信去青島，想去教拳擊。幸運的是，青島方面接收了他。

也是那一年，世界拳王阿里訪華，鄧小平在接見他時說了一句：“拳擊運動也可以成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的渠道。在中華大地整整消失了20年的拳擊運動，隨著阿里后面的兩次訪華，正式恢復。只是中國最早一批拳壇高手們，已經在禁賽的年月中雨打風吹去。

而早在1920年就開始聘請華僑教練培訓拳擊的精武體育會，在阿里訪華的第二年做了先行者。它舉辦拳擊表演賽，特意邀請了當年的會員余吉利。50歲重新登臺，余吉利已經過了一定要贏的年紀。但這場賽事，卻成為他余生最大的一點火花：他重獲尊嚴，仍是個拳擊手，而且是個自由的拳擊手。

(▲精武體育會由霍元甲牽頭成立，起初叫“精武體操會”，1910年改名為“精武體育會”)

恢復拳擊運動的那年，余吉利也拿到了他奔走多年的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復查決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無業。原住襄陽南路510弄21號，現住蒙自西路41號。余因企圖偷渡問題，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審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勞動教養。經復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1997年，香港回歸，67歲的余吉利結束了自己最后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工作，開始為退休金奔走。他獨自住在女兒位于川沙的家里，養著一條京巴做伴，平反前生活費都由女兒支援。兩個女兒每年輪流從美國回來看他一次。

上海某媒體記者在2007年上門采訪余吉利，問道：“現在開放‘香港自由行’，你后來去過香港嗎？”

“沒有。”余吉利平靜回答，眼中沒有波瀾。

采訪結束前，老人要求記者為他拍張正裝照，“年紀大了，以后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去拍，拍一張，留個紀念吧。”

(▲這就是那張正裝照)

獲知這個故事，有馬體育聯系了上海精武體育會，對方告知，余吉利已于2015年9月去世。而網上除了一則“一代拳王余吉利先生追思會在滬舉行”的短消息，再無其他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