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日本一家電視臺披露了日本雇主欺壓中國研修生的內幕，受到日本輿論的關注，一些日本網民甚至認為，“日本人不可能有剝削這種行為，應該是中國人在日本剝削中國研修生”。

事實到底如何呢？先來了解一下日本研修生制度，2010年之后，日本國內把“研修生制度”改稱為“技能實習生制度”，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在日本邊勞動邊學習技術，通常為3年。有大量研修生來自中國。研修生這聽起來“高大上”的名字，到底意味著什么？

從今天起，《國際時訊》推出“起底日本研修生制度”系列報道，關注在日中國研修生的真實狀態。勞動取得報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不少中國研修生卻說，他們長時間加班卻拿不到工錢，白干活，這是怎么回事呢？

她叫邱玉花、她叫余洪秀，都來自江蘇省南通市。她們作為研修生，在日本岐阜縣的一家名為“石原縫制”的服裝廠工作了三年。通常，縫紉行業的研修生只有工作滿3年回國之前，才會獲得全部的工資。但今年3月，她們即將結束工作回國，滿心期待拿工資回家時，得到的消息卻讓她們崩潰。

中國籍研修生 邱玉花：三年辛辛苦苦為他吃苦，沒想到到頭來(日本公司)說：“沒有錢，幫幫忙，先回國去。”這是你老板說的話嗎？太過分了。

這是2014年至2017年的日歷，邱玉花和余洪秀把她們在工作日8小時之外的加班工時，一一記錄下來。據她們的記錄，在日本三年，每人加班6894.6個小時，但現在，他們拿到的錢卻少得可憐。

中國籍研修生 余洪秀：就頭兩個月拿了20萬日元。過了頭兩個月，這三年來，就是你沒錢了，就問他要錢，他就給五萬日元或者一兩萬日元。這三年就這樣過來的，三年一共拿了三十一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9萬元)。

日本律師 高井信也：不支付工資當然是違法的。而就加班工資而言，每小時支付二百、三百或四百日元，在日本的地方上最低工資也在七百日元以上。而在東京，最低工資標準更高。而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支付三四百日元時薪，這明顯是違法的。

日本岐阜一般勞動組合 北島梓：就縫紉行業來說，接近90%存在用工不當的問題，拖欠工資、侵害人權、無端解雇等。

但為了留在日本工作賺錢，大多數研修生選擇對問題保持沉默。

日本律師 高井信也：如果(研修生)說出不滿的話，那就不能在這里工作了(雇主會說：可以離開。)但他們又不能去別的地方工作，只能回國。

2017年3月，在當地支援團體的調解下，用工單位支付了邱玉花和余洪秀每人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0萬元。但律師發現，在邱玉花和余洪秀的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三四百日元時薪，是當地最低時薪標準的大約一半，這違反了日本勞動法的最低時薪要求。

盡管明顯違法，但對于像研修生這樣的日本社會制度的頑疾，日本的勞動監督機構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石原縫制服裝廠社長 石原幸史：如果沒人去告發，勞動監督署不會調查。雖然有時他們接到舉報電話或聽到傳言，會派人過來看一下。我個人認為，他們就算知道情況，但只要沒出問題，就不會去追究。

最終，用工單位以當地最低時薪標準，確認邱玉花、余洪秀的3年工資總額為每人1100多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0萬元)，也就是說還分別拖欠每人600多萬日元。

不過，他們要拿到全部工資，卻又有新問題，因為這家服裝廠正計劃實施破產。

雖然討薪之路困難重重，但相對國內而言較高的收入水平，使日本研修生仍然對很多人具有吸引力。

中國籍研修生 邱玉花：反正我愿意繼續，這是我的想法，因為錢多工資高。

央視記者 何欣蕾：盡管存在拖欠工資、過度勞動等等問題，但是勞動者對較高報酬的自發追求，一直為技能實習生制度提供著動力。然而這不能也不應成為日本政府與用工單位，對相關問題回避或忽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