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爾鴻曾和科技局的同事多次去外地考察發現，盡管賽事重要，但單純做電競賽事很難盈利。電競賽事是一個燒錢的項目，無論哪方賽事，廣告贊助費和門票都難以使舉辦方盈利。何爾鴻分析，騰訊經常花重金舉辦賽事，是因為它有產業上下游，賽事虧損，有其他環節彌補，但是忠縣做不到這一點。天天電競主辦的第三方賽事CMEL知名度不高，沒有成為當初預期的引爆點，也沒有吸引外地玩家前來忠縣觀賽，成為流量入口。

副縣長李彬非常清楚第三方賽事的困境，但仍然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現出信心十足的樣子，他直言，對忠縣而言，做賽事不是重點。“推進電競發展，我們不是做游戲，不是要做比賽，而是以電競賽事為引領，構建與電競關聯的生態鏈。”

但電競的生態鏈到底長什么樣？如何能長出來？沒有人知道。體育賽事策劃公司蓋奇電競CEO沈梅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電競產業鏈上，除了游戲廠商和個別選手、團隊以外，大部分俱樂部、第三方賽事公司都是虧損的，“行業整體的情況是這樣，如何支撐所謂的產業小鎮？”

電競的收入主要包括電競版權收入，包括電競游戲版權、賽事轉播授權等；電競賽事收入，包括賽事贊助、廣告收入；電競教育，包括選手培訓等。但業內公認的一點是，電競產業仍然是年輕的產業，目前還是沒有找到清晰的盈利模式。

國內知名電子競技場景運營商“競界電競”CEO任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到，“電競是一個新興產業，包含文創、科技、體育、旅游等綜合性內容，很多業內人都還沒理清電競(產業)是怎么個玩法，讓外部人來做就更難了。”在他看來，拋開上海，其他城市發展電競產業，基本都屬于“1.0階段”。

曾參與線上和線下二十多場電競賽事舉辦的Amadeus2014年就進入電競圈，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地方推出電競小鎮的初衷，是因為這幾年電競“太火”，借了電競的名頭來服務地方的旅游業。

忠縣并不否認這一點。何爾鴻曾受到日本“熊本縣”啟發，通過設計熊本熊作為吉祥物，打造城市IP，他也希望，將電競作為忠縣城市營銷的方案，希望借助電競“出圈”，帶動地方文化旅游產品的發展。他曾計劃在忠縣縣城建設“電競一條街”，銷售電競比賽周邊、二次元服裝等產品。但是如今的資本市場寒冬，資本對電競的投資也變得極為保守，計劃擱淺。但忠縣不打算放棄，已列入2020年計劃。

在白楊看來，電競雖然目前聲勢很大，但大多從業者短期內無法盈利甚至無法自給自足，“大家現在進來，無非是賭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政策利好和市場成熟。”

“下沉市場”的難題

國內電競產業鏈上的企業，大部分聚集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2019年，上海市明確提出，力爭3至5年全面建成“全球電競之都”。上海市文創辦曾公布，2018年上海電子競技產業收入達146.4億元，電子競技場館達35家。

有數據統計，目前上海擁有國內80%以上的電競公司、俱樂部和明星資源，每年四成以上的電競賽事在上海舉辦，包括英雄聯盟職業聯賽LPL、DOTA2亞洲邀請賽等全球范圍內的頂尖電競賽事。上海靜安區的靈石路因有多個知名電競俱樂部、電競企業將總部建立于此，被網友戲稱為“宇宙電競中心”。“無論是政策利好、上下游產業鏈、硬件條件，還是大眾文化消費基礎，上海已經建立起全球領先的城市區位優勢。”網易游戲副總裁丁迎峰曾表示。

伽馬數據總經理滕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階段，電競產業受地域和環境的影響非常大，多數集中在一線城市，有其必然性：首先，游戲廠商在賽事授權上非常謹慎，關注度高的熱門電競賽事不會授權給小城市，數千萬的授權費也會給地方政府帶來高額的負擔；其次，小城市缺乏電競人才儲備，交通不便；最后，提到電競，大部分人想到的還是電子游戲，容易產生負面評價，小城市的包容度、政府的支持力度、大眾接受度等都會影響電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