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怎么切？“均富”如何均？

自打2008年村集體有較多收入后，老黃和曇石村村委會把集體收入一方面用于全村各項公益和基礎建設，一方面用于村里“特殊村民”的福利補貼：包括被征地后的失地農民、履行計生國策的獨生和雙女戶、男60歲和女55歲以上老人……累計460來人，如今這部分開支每年約120萬元。剩余的400多萬元村集體收入則用于村基建、干部工資和村集體積累。

這就好像一架蹺蹺板——前者過輕，“你們把錢花哪去了？”群眾不干；后者不足，“你們干什么吃的？”村容難變。能連續當3屆村支書，老黃這個“支點”“擺”得還挺讓村里人信服——2014年，曇石村被評為全國文明村。可即便如此，老黃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七攢八攢，當年一年村集體收入不足20萬元的窮村，如今竟讓他攢出了1000萬元的積累。“想著為村里再投資個更賺錢的項目唄。”

股份權能改革，改的就是這個——收益分配不再福利化而要股份化、收益投入不再個人決定而要制度決定。

具體到曇石村，2016年550萬元的經營性資產收益扣除120萬以往既得利益，按照股份權能的規定，七成股民分紅、三成發展提留。算下來，七成是301萬、2550股、每股1180元，村委湊了個整，結果2017年村民（股民）人均分紅1200元。

相比曇石，閩侯縣上街鎮岐安村在分“蛋糕”時，可就沒那么容易了。

上街鎮是福州市大學城所在地。自2002年起這個占地兩萬畝的大項目進入這里后，為這座近3000人口、以往村集體收入不到1萬元的村子帶來了難以想象的改變——至今全村土地全部被征完、生產方式也全部改為以商貿為主。

因為拆遷按進度，所以受影響的也有先有后。最先的一批6個自然村中60多戶被征遷群眾，借大學城項目辦起“學生街店面”，10多年來，每年每戶收入暴增：村民集資230股，到2015年每股收益1.05萬；后面再被征遷的群眾也借鑒他們的思路，又辦起了“商業街店面”，1900股，但由于位置不佳，每股收益只有1300元。7倍之差！

2016年，這個小村集體收入超過1000萬元。要是均分“蛋糕”，顯然對先富者們就有些不合理了；可不均分，股份權能改革豈不空談？恰好包括村支書、村主任共4名村委，又均屬“先富者”。“頭疼呀！”村支書沈行鐘告訴記者。

最終是以村兩委干部“改革之刀，先砍自己”的方式突破了——兩塊蛋糕合二為一，但先富的60多戶在未來的第一個5年內，一股算兩股。第二個5年則是按1.5股計。10年后雙方回到同一起跑線。“也就是用10年時間，稀釋掉先富與后富者之間的差距。”老沈們的方案獲得了全村通過。

2016年岐安村每股分紅2600元。先富者比以前讓步了近5000元、后富者則增加了700元。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相對的和諧。

因為和諧之后，無論是“二黃”還是老沈，股份權能改革還給他們帶來一樣令他們意想不到之喜，是什么呢？

“蛋糕”要做大，關鍵在心齊

“老侯這次居然主動讓地了。”小黃的頭瞬間就“不疼了”。

老侯叫侯仁生，是曇石村民，今年50，家有5口人。當初剛做農貿市場時，涉及老侯家40多平方米菜地。“說什么也不行。”掰開了又揉碎，又講道理又算賬，雖然最后讓出來了，老侯還是耿耿于懷：“除了補償，也沒見到你們說的好處呀？”

小黃也委屈：“改革前，村里只有福利，老侯家人口結構哪邊都不靠。想給也給不出來呀。”

不過股份權能改革破解了這種“兩頭尷尬”。按分紅原則，老侯家5口人就是5股，一年分紅獲利可達6000元。“這還差不多，那點菜地一年收入也就幾百元。”

改革紅利，讓群眾觸手可及，由此激發出積極性，也就水到渠成。

曇石村眼下又要新建一片公寓樓用于招租。早前包括老侯等十幾戶家境相對不好的農戶，都想讓村委把公寓樓批給自己租用。這不，老侯不僅不爭了，還主動幫著村里參謀應該怎么建。

岐安村的情況也一樣，稀釋股權的做法雖然在閩侯縣已經試點的14個村中獨一份，但帶來的效果是一樣的：村民盼“蛋糕”趕緊做大，村委盼群眾多理解支持村里工作，村干部盼自己的辛苦和委屈也能得到體諒。“眼下更關鍵的，股份權能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現有的土地資產簡單的商鋪化上，一旦用光了就沒有發展空間了。最好應該和城鎮化發展帶來的發展轉型捆綁起來，提升土地的資產效益。”閩侯縣農業局農經站站長程金泉的理解，頗具深度。

閩侯“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一年來的收獲與啟示在于：城鎮化已是不可逆轉的方向，深受城鎮化影響的農民，通過股份權能改革要獲得改革紅利；城鎮化又是一次轉型的機遇，參與城鎮化進程的農村，通過股份權能改革又迎來新的發展空間。這個空間究竟能有多大？就得看從縣到村，每一級干部們對改革理解的空間能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