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止禁捕

人類活動對長江河道和自然岸線的開發(fā)力度之大，曾讓任文偉觸目驚心。

任文偉曾和團隊去長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電開發(fā)，有的水電站是通過環(huán)評合規(guī)建設的，有的是地方私自開發(fā)。水電站周圍植被破壞嚴重，山體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長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噸位極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團隊一路乘船到長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碼頭、港口、工廠，自然岸線越來越少。

早在2007年，在上海舉辦了第一屆長江生物資源養(yǎng)護論壇。當時業(yè)內就已經達成共識，影響長江漁業(yè)資源的根本原因不是過度捕撈，這只是原因之一。攔河筑壩、水域污染、過度捕撈、航道整治、挖沙采石、灘涂圍墾等高強度的人類活動，都在破壞著長江魚類的生存環(huán)境。

“治理長江病，我們農業(yè)部的職責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僅通過十年禁捕，就能讓長江的生態(tài)恢復，這不可能，也不客觀。” 馬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們只能去掉一個因。”

過去數十年，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失去與長江的自然聯系，加上不合理地圍墾，使支撐長江魚類的有效湖泊面積減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響水生生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人工因素。長江辦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長江流域水壩已經超過52000座，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規(guī)劃的大型電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截至2017年底，長江沿線10省市已建成小水電2.41萬座，333條河流不同程度斷流，斷流河段總長1017公里。

水電站的建設，不僅阻斷了魚類游回產卵場的路，也改變了長江的水文和水溫條件，導致魚類產卵量大大降低。任文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可否認，水電站對長江沿岸的經濟發(fā)展發(fā)揮了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如何從流域整體來考量：一條河流到底要建多少水電站？在哪里建以及如何建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對環(huán)境的影響？目前的研究和重視還遠遠不夠。

水污染也是威脅水生生物的重要因素。2017年，長江流域工業(yè)廢污水排放總量超過300億噸，接近或相當于黃河枯水年份的水量。任文偉介紹，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水生生物死亡，或抵抗力降低，疾病增多”。

“更大的因素是氣候變化，由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會疊加在棲息地喪失和水污染等因素上，加劇水生生物的生存困境。”任文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任文偉看來，上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非常具有挑戰(zhàn)性的課題，在單純禁漁之外，還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綜合科學研究，拿出系統解決方案。

除了禁漁，開展人工投放魚苗等增殖放流的措施，也是拯救長江水生生物的手段之一。中華絨螯蟹資源曾經接近枯竭，2003年的捕撈量只有0.5噸。農業(yè)農村部在長江口連續(xù)多年開展繁育親體放流和產卵場生態(tài)修復后，如今長江口蟹苗已經恢復到了60噸左右的歷史最好水平。

但是人工投放魚苗并非萬全之策。在曹文宣看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曾注意到，往往是剛放流，過段時間這些魚就被漁民捕撈上來出現在了市場上，花了不少冤枉錢。他以湖北省舉例，2010年，湖北省增殖放流了5.7億尾魚苗，投資上億元，但2011年的產量卻比2010年減少了5.76％。

長江辦資源環(huán)境保護處副處長婁巍立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增殖放流只是水生生物資源恢復的一種手段，在特定的區(qū)域，比如人類活動少的地方會有明顯的作用。此外，增殖放流必須結合禁漁制度、打擊非法捕撈、實施生態(tài)修復工程等一系列保護措施。

今年7月1日，馬鞍山提前完成了當地退捕工作，實現了長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最近，夏德軍每一次巡查江面，都能看到江豚探出水面呼吸，這在以前很少看到，“因為江豚吃魚，江豚變多，說明禁漁有了效果”。

郝玉江也看到了希望。2017年長江江豚生態(tài)科學考察顯示，現存長江江豚數量為1012頭，雖然數字上相較于5年前有所減少，但是從統計學上看，江豚的種群沒有明顯下降，這說明江豚快速下降的趨勢得到了緩解，過去這些年所采取的保護措施開始發(fā)揮了作用。

但是郝玉江補充說：“長江江豚種群生存的威脅因素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在長江大保護的背景下，十年禁捕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