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白銀案辯護律師：高承勇殺人并非只為錢財，選年輕漂亮女性）

高承勇被抓前，他和妻子承包了白銀市工業學校內的小賣部做生意。法制晚報 圖

14年，11條人命。

高承勇最后被抓是在白銀市工業學校。在那里，他和妻子承包了校園內的小賣部。在學校的幾年中，高承勇始終規規矩矩，以至于他被抓以后，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相信和善的店老板竟然變成了“殺人狂魔”。

高承勇清楚知道，他曾經的那些行為，給整個白銀帶來了多大的恐慌。7月18日，高承勇在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法院沒有當庭宣判。

近日，高承勇的辯護律師朱愛民接受《法制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曾和高承勇談過他會被判什么刑，高承勇的態度相當淡定，“他知道自己會被判死刑，他早有心理準備了。”

白銀案辯護律師：被告人選漂亮女性作案

朱愛民第一次會見高承勇的時候，就對高承勇的淡定和冷漠相當吃驚，“完全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朱愛民直言，這與他之前接觸過的任何嫌疑人都不一樣。“不愛說話。”朱愛民是高承勇的辯護律師，“案件是指定的，我們是法律援助。”

而這個發現在之后的會見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驗證，最讓朱愛民不能接受的是，高承勇在講述案件甚至回憶一些細節的時候，“就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

對于每個人都會關心的高承勇作案目標的選取，朱愛民說，這個問題他曾經問過高承勇，高承勇對于“專挑紅衣服，長頭發女子下手”的說法嗤之以鼻，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挑過什么紅衣服，長頭發，他選取的目標就是他覺得年輕的、漂亮的。

朱愛民覺得高承勇的心理素質超級強，記憶力也超于常人，這么多年過去了，當年作案時間、地點等細節，高承勇都記得一清二楚，甚至能詳細到受害人住址的門牌號碼都記得。

高承勇的冷漠和殘忍的作案手段讓朱愛民很不舒服，在一次會見中，當他聽到高承勇冷漠地說起自己所做的一起又一起案件時，他終于忍不住了，“我當時就要求先中斷會見，讓看守所干警帶他去上廁所，我也趕緊出去曬了一會兒太陽，緩解一下壓抑的心情。”

朱愛民也好奇高承勇的犯罪動機，但高承勇只回答了“報復”兩個字，就拒絕再回答此類的問題了。但有一點是朱愛民一直在強調的，那就是高承勇殺人并不是只為了錢，“在所有的案件中，涉案金額不過區區百元。”

對話 庭審最后道歉 稱要捐器官

法制晚報：第一次見高承勇是什么感覺？

朱愛民：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淡定的人，說他淡定，是說他的喜怒哀樂從他的表情上根本看不出來。話不多，性格非常內向的人。實際上，從面相來看，他倒有幾分慈善。他的長相不兇悍，反而很平和。但是他的眼神，接觸久了，就能感覺出來很冷漠。看不透，很深沉，到底內心怎么想的，看不出來。第一次提審的時候，他就對全部的犯罪都是認可的，認罪態度非常好。

法制晚報：他會有僥幸心理嗎？覺得這么長時間沒有被抓住，可能就不會被抓了？

朱愛民：沒有。按照他的說法，他覺得他應該早就被抓住，沒想到會這么長時間。做第一起案子的時候，就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但他應該是沒有想到警方會以這樣一種方式把他抓住。庭審中，公訴人宣讀鑒定類證據的時候，他就說他聽不懂，希望公訴人能用簡單的語言告訴他，他是因為什么被抓了。后來他終于弄明白他被抓是因為DNA。

法制晚報：高承勇一直沒有悔罪的表現，也沒有給受害人的家屬道過歉，但此次庭審后，他卻給受害人的家屬鞠了三個躬，并表示了他的歉意，有人質疑他在作秀，是這樣的嗎？

朱愛民：我倒覺得他并不是在作秀，也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吧。他確實一直沒有悔罪的表現，實際上，剛開始審判的時候，高承勇的表情是非常冷漠的。但庭審的時候，聽到那么多受害人家屬的控訴，以及這么多年來對于他們家庭的傷害影響，我想再鐵石心腸的人還是會有所觸動的。

以這樣的方式被殺害，作為親人來說，多少年來都會生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中。在這些案件中，有個受害人的孩子就在現場，這個孩子當年才1歲多，高承勇作案的時候，小孩就坐在沙發上，等于說是高承勇當著這個孩子的面，把他的母親給殺害了。但高承勇最后沒有對這個孩子痛下殺手，也算是他稍微動了一些惻隱之心，留了這個孩子一條命。

庭審中，高承勇沒有主動說過話，直到庭審的最后，他說，要捐獻器官，而且說出了對不起三個字。

在家自己洗衣服 妻子不相信丈夫會殺人

法制晚報：高承勇的家人現在是什么態度？

朱愛民：我和他的愛人溝通過，他的愛人到現在也不能相信他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因為高承勇平時在家里并不粗魯，更沒有暴力傾向，他在家里也是少言寡語，和妻子之間也沒有發生過激烈爭吵，有時候他妻子吵得他不想聽了，他就會轉身開門出去，在外面呆一天再回家。高承勇在家也很少管孩子，在農村來說，上班的時間不固定，出去打工一段時間不回家也是很正常的。高承勇是一個比較愛干凈的人，從結婚的時候開始，他的衣服褲子就自己洗。他的妻子沒有發現過他的異常，也是和他的習慣和職業特點有很大關系的。

法制晚報：您和他接觸的時候，感覺到他的所作所為像有心理疾病的樣子嗎？

朱愛民：跟他接觸，我覺得他是個具有變態人格的人。在這11起案件中，高承勇在殺人后還割過器官，每一個人并不相同。我曾經問他為什么？是不是她的手上留下了你的痕跡，他說沒有。這就讓人很難理解，他的做法沒有明確的目的，完全是隨機性的，我覺得這是他具有變態人格的體現。

法制晚報：他為什么會選擇一個8歲的孩子作為殺害的對象？

朱愛民：這起案件在他的心理上對他還是有觸動的，他自己的供述就說，他覺得自己很瘋狂，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在殺了小女孩之后的那起案子，他的表述是，這次從青城上來，尋找目標，不會再找未成年的小女孩了。

法制晚報：1988年到1994年，時隔六年高承勇才又開始作案，1994年到1997年，中間又間隔了3年，他為什么沒有連續作案？

朱愛民：這些問題我們都問過他，他說間隔的這幾年，剛好是家里最需要錢的時候，他得打工掙錢養家，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考慮殺人的事情。我們問他中間為什么會停止作案，他說社會上都說出了一個殺人狂，殺披肩發，穿紅衣服、高跟鞋的女人，他就覺得要稍微停一停，他覺得傳得這些都不準確，他并沒有刻意選擇披肩發、紅衣服，高跟鞋。

法制晚報：開庭的時候，11名受害人的家屬都出庭了嗎？是不是有家屬索賠了1000萬？

朱愛民：沒有，可能有些受害人的家屬不想把傷疤再揭開吧。但有些家屬強烈要求要參加庭審，就想當面質問他。只能說11名受害人的家屬均委托了律師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這要的是精神賠償，但這可行性并不大。因為在刑事案件中，對于被告人刑罰的處罰，就是對受害人家屬的一種安慰。只能對他的因犯罪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來要求賠償，比如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