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朱麗娜 香港報道

“現在工廠里大家最關心的是，廠子什么時候關門大家可以分錢，反正上上下下都是混日子。”松下某華東家電制造工廠的老員工王芳（化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

這是她2000年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度讓她被身邊的同齡人艷羨，“當初聽說是日本合資企業，大公司的工作待遇也比普通公司要優厚，比如員工過生日公司會發200元的補貼，每年還有700元的旅游津貼。”王芳說。

據廠里的老員工回憶，這個工廠在上世紀90年初成立，當時周圍都是農田十分荒蕪，連公交車都沒有。“當時工廠是作為第一批進駐高科技園區的企業，但現在園區里大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制藥公司，傳統家電制造早已經不再是高科技了。”曾在這個工廠工作過數年的劉華（化名）表示。

這個占地超過35000平方米的工廠，總投資近30億日元，是松下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市場的大手筆投資之一。據悉，松下集團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1980年兩度訪問中國之后，正式拉開了松下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序幕。

1987年，松下電器在北京創辦了第一家合資企業——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為了進一步拓展在華投資規模和市場，1994年9月2日，松下電器（中國）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為一家集“科工貿”三位一體的合資公司，涉及銷售服務、投資、研發等不同業務范疇。當時，松下電器公司已在中國設立了16家合資公司。

人才流失、機制僵化

然而，這個曾經讓王芳引以為傲的工廠，近年來效益卻不斷下滑，員工士氣低落，讓她倍感迷惘。

她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這個工廠以前的產量每年大約400萬臺，而去年只生產了270萬臺左右。自2012年以來，整個工廠的員工人數已經減少了四五百人，“最高峰時期大約有兩千多人，但現在除了生產線的員工，很多辦公室的部門即使有人離職，公司也沒有再招聘新的人手，公司管理層是希望繼續壓縮員工人數。”

“我們廠的產品90%以上都是出口海外，只有很小一部分內銷，因為同樣的產品，松下品牌的要貴同類國產品牌一大截，但品質、性能并沒有太大的差別。讓我自己掏錢，我肯定也不會買（松下）。”王芳笑言。

同時，整個工廠面臨著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以她所在的財務部門為例，目前平均年齡都在35以上，很多員工都是干了十幾年的。“現在很多大學畢業生進來兩三年，混個松下的工作經驗，就跳去其他公司了。我剛進公司時就有生日補貼、旅游津貼，十幾年過去了，還是一分錢沒漲過。”

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工廠招聘的大學畢業生入職時的工資大約四五千元，主管級別的工資約為七八千元，“這幾年公司每年大概有5-6個月的年終獎，這樣算下來，月薪最多1萬元上下。現在很多外面的公司，大學生畢業幾年工資都可以拿到這個數。因此，整個工廠沒有新鮮血液進來。”

“實際上，現在我們的大部分低端產品已經是國內的家電廠做OEM貼牌生產，松下就是在吃自己的品牌的老本。”劉華說道。

事實上，公司內部的一份員工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員工都表示對現狀非常不滿意，但很多人卻在問卷調查中一道“是否考慮離職”的問題中選擇“不會，或暫時不會。” 王芳坦言：“像我們現在這種年紀去外面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要工資再有個突破很難的，只能這么混著吧。”

這也折射了日本家電巨頭松下近年來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頹勢，面對激烈的價格競爭，不得不逐漸縮減業務規模。作為進入中國最早的外資家電品牌，松下是少數幾家全線參與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以及各種小家電市場的日資企業，但隨著中國本土品牌的全面崛起，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份來自中怡康對2014年中國家電零售市場監測報告凸顯了松下在中國市場所處的困境。2014年，松下空調零售量市場占有率僅為1.16%，同比下滑0.35個百分點；松下洗衣機零售量市場份額為6.34%，下跌0.61個百分點；松下冰箱市場零售量市場占有率則由2013年的1.63%下滑到2014年的1.57%。松下在華家電業務正陷入“跌跌不休”困局之中。

昂貴的外派雇員

一直以來，高昂的人力成本是合資公司的痛點之一。作為一家中日合資工廠，這家工廠幾乎每個部門都有長期派駐的日本員工坐鎮，“目前廠里大約有十幾個日本人，一些是從日本總部派遣過來的，通常外派期限是三到五年，其他也有是在日本退休返聘過來的。”王芳說。

這些外派的日本員工在這家工廠享受的福利待遇“非同一般”。據王芳透露，這些外派員工通常擔任工廠的部門經理，中方需要支付每年高達上百萬元的薪酬和各項補貼，“比如，技術部門有一個外派的日本經理，每個月工資大約兩三萬元，他是帶著妻子和子女一起外派過來的，我們公司還需要幫他們支付一個三室一廳的房租，三個孩子上國際學校的學費每個月三萬元，甚至連孩子看病的費用也要公司報銷。另外，還有每年一兩次全家回日本探親的機票費用。”

然而，這些“空降”的日本外派員工在合資工廠里單打獨斗，由于文化差異，常常面對中方下屬們陽奉陰違的尷尬局面，導致日本研發與中國制造嫁接的結果差強人意。“比如與海外客戶協商賠款時，日方每次都表示愿意全責賠償，他們最在意的是松下品牌的形象，而中方則爭取盡可能減少賠償金額，而這些賠款都是付給松下的海外銷售公司，雙方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劉華表示。

劉華自2003年起在這家工廠海外部任職，這個部門里還聘請了幾位和他一樣的外籍華人。“這些員工大都在海外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熟悉國際市場的操作和標準，而我們的角色主要是協調中日雙方投資者的矛盾。”然而，疲于應付辦公室政治的他，在數年前毅然決定辭職，現在已經在一家歐洲家電貿易企業就職。

他坦言，這個工廠現在老中青三代員工都有自己的“小算盤”，“那些資歷老的員工整天盤算工廠倒閉可以拿到多少遣散費；三十來歲那撥則在糾結要不要走，出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那些大學剛畢業進來的則擺明了是來刷簡歷的。”

此外，松下在上海的另一家工廠前幾年頗具戲劇性地關門大吉，讓王芳和一幫老員工頗有些不安，“以前這個工廠效益不錯，經常作為集團內部會議的典型受到表揚。本來這家工廠已經計劃擴建新廠，連地樁都打好了，廠里的員工也買好機票準備去日本學習新技術。一夜之間，突然就宣布工廠倒閉了，員工們都覺得很可惜。”

“廠里的同事都開玩笑說，像我們廠這種不死不活的狀態，反而壽命比較長，還可以拖很多年，希望如此吧。”王芳無奈地說。

（編輯：趙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