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社交媒體，有很多關于留學生安全的討論，突然想起個挺逗的事兒。

作為美國“南方的首都”，亞特蘭大有許多居民是從前黑奴的后代。來留學之前，我和外子很虔誠地上網搜過種種“某某地治安怎么樣”的問答，記得一個留學生描述過這兒有多可怕：晚上坐地鐵，車廂里全是黑人，一個個不可思議地望著她，“眼睛簡直都發綠光”。等出了地鐵口，走在街上，又全是黑人。最嚇人的是，有個黑人竟直接走過來對她說“能不能給點錢買吃的”，于是只能哆哆嗦嗦掏了20美元給對方。

“這么可怕的地方，我再也不會來第二次了!”小姑娘悲憤地寫道。

等來了這兒，發現真的有很多黑人會突然沖出來問你要錢——把小姑娘嚇破膽的，是街邊要飯的流浪漢。

在自己生長的地方，誰也不會像怕妖怪一樣害怕乞丐，可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負面情緒好像都會更容易放大一些——孤單、恐懼、沒底氣、邊緣化，突然都歷歷可見。

就像掉進了一種難以向人解釋的情境。在美國，我開始一遍遍聽人唱“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不知這些背了二十多年的詞兒怎么一眨眼變得那么切中心扉。

這脆弱如此分明，誰也難逃。比如我在亞特蘭大認識的朋友艾米莉，她剛來美國的時候，有那么半年的時間，“天天半夜都一個人哭，想著要離婚”。

她那時候剛從一所“985”大學碩士畢業，畢業典禮一結束就嫁給當時正在讀博的未婚夫，婚禮3天后去美國大使館辦了簽證。在美國，他們過著典型的留學生的生活，郊區公寓里和同學合租了一間兩居室，每天開車來學校，丈夫去辦公室工作，艾米莉就在校園里晃蕩。周末的時候，他們開車去市郊華人聚居區的館子里吃一頓中餐。

相當于北京五環那么長的一圈高速公路上不同的出口，艾米莉已經如數家珍了，但是距離學校幾分鐘步行路程的商業街，她不敢一個人走過去。那兒人氣很旺的臺式鹽酥雞小吃店，附近精美的植物園，本地人最喜愛的市場，都在留學生的生活軌道之外。

事實上，個人感受與真實情況往往有差距，在“國外多危險”這個話題上尤其如此。拿美國來說，規章制度對公共場合個人安全的保障很精細。前陣子一個新聞是，有一家住在紐約的華人把孩子交給奶奶帶，老人沒經驗，把自己的鑰匙交給孫子——鑰匙扣上有一把小瑞士軍刀。

帶著這“武器”上學的小男孩兒把同學給嚇壞了，校長也覺得不可思議：家長怎么能放任子女攜帶刀具上學？多危險啊。

于是那位初中生因為這種“性質惡劣”的錯誤，被停課一周，記過兩年，從“天才班”降級去普通班讀書。

不要覺得這個懲罰重。紐約法拉盛一位故意帶著刀具去學校扮酷的高中生，還被警方逮捕并以“非法持有武器罪”起訴了。

美國犯罪率高，其中一大把都是這樣看起來根本不算事兒的犯罪。槍支致人死亡率很突出，一大半都是自己打中了自己。

只是，知道了那么多道理，我也安撫不好自己的內心。媒體披露的每一個莫名其妙的槍擊案細節都會在內心被反復咀嚼。走在紐約、洛杉磯、亞特蘭大這些大城市鬧市區的道路上，就是沒有在故鄉的安全感。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心里是空的。歸國之期臨近的時候，很多人會蹭免費的商場大巴，去遠郊的奧特萊斯，抱回家一大堆看起來好像會很貴的、印著名牌商標的小皮具——否則，何以證明我們壓縮了自己的基本需求生活在這里，是值得的？

艾米莉的回國之旅并不順暢。首先是婆婆大怒“怎么能這么浪費我兒子的錢”，打開視頻越洋把她罵了一頓。為了不浪費錢，艾米莉接了一個私活：幫別人帶一只貓回國，酬勞剛好能把機票錢抵消。到了啟程那天，鄰座貓毛過敏，她被航空公司請下了飛機。搭下一班飛機抵達西雅圖的時候，轉機去上海的中國航班早飛走了。國內的航空公司問她：誰讓你同意下飛機的？我們可不為這個負責。

回國變成了西雅圖兩日游。暑假后見到艾米莉，她說，自己已經適應了眼前的生活，這就是婚姻啊。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知道了生活艱難，為內心的脆弱無可奈何，但還得努力下去。

說到底，能嚇到我們的可能是怎樣的事情呢？

我住的社區，接近市中心，周圍不少流浪漢。鄰居亨利，一個無憂無慮的白人小青年，很喜歡在晚飯后約著我們一塊兒出門散步。有那么一次，我懷著小人之心，看他面對沖上來要錢的黑人會不會害怕。結果他沒一點兒情緒波動的意思。

“我沒帶錢。不過祝你待會兒好運哈!”

對方也笑了：“謝謝你啦，兄弟!周末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