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學校高一歷史老師李響在家中為學生上課。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攝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蒙古族學校四年級學生策耿拿著板凳尋找避風處上網課。

新華社記者 連 振攝

把小“神獸”送回學校，林建霞長舒了一口氣：“可算從網課里解脫了。”

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林建霞，孩子正在讀小學五年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她同數億名中國家長一道，陪伴孩子度過了兩個多月“停課不停學”的網課旅程。

疫情之下，課堂從線下轉移到云端。在線教育臨危受命，2.65億在校生普遍轉向線上課程，用戶需求得到充分釋放。

在科技的支撐下，云端的網課打通了現實的阻隔，讓“不停學”成為可能。平臺、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齊心協力，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挑戰。而在網課風起云涌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值得關注的問題。

隨著各地復課加速、線下教育恢復，網課即將完成防疫抗疫的“歷史使命”。為了更好地提質升級、促進教育公平和教育現代化，“狂飆突進”的網課需要慢下來進行“冷思考”。

① 家長變成網課“助教”  家庭教育理念應當轉變

“自從孩子上網課，我們一家人有了新職務——我兼任‘助教’和‘后勤部長’，丈夫是‘技術指導’。”林建霞說，云開學之后，全家人都行動了起來。調適網絡、打卡聽課、上傳作業、拍攝照片、視頻家訪……從早到晚都閑不住。居家辦公時還能應付，隨著夫妻二人復工，不少重任又落到了老人身上。

“朋友圈里，有生了二胎的同事，老大老二各自在房間用iPad聽老師講課，夫妻二人分別‘盯梢’。”林建霞打趣道，“這時我感受到了作為獨子家長的快樂。”

縱覽社交媒體，家長對于網課的“吐槽”花樣百出。有人說，家里的電子設備孩子敞開了用，就像孫猴子看守蟠桃園，家長則變成了大齡書僮；有人說，剛開始上網課時，家里“雞飛狗跳”，幾乎崩潰……

很多家長不適應“停課不停學”，老師、學校又過于依賴家長的配合，是目前網課的矛盾焦點之一。疫情防控期間，學習管理和監督責任幾乎全部轉交給父母，“學校沒法管，家長沒空管、不會管”的問題更為凸顯。

日前，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開展線上問卷調研顯示，家長對疫情防控期間“停課不停學”的效果總體持肯定態度。但在接受調查的小學生家長中，有三成左右的家長明確表示，陪伴孩子學習時有消極態度，其中有打罵沖動的占28.2%，不滿意的占22.1%，厭煩的占7.3%。

“長期以來，家庭教育就是圍著學校教育轉，而且核心是知識教育。學生則被教師和家長規劃、管理，缺乏自主性，這些問題都在網課中暴露出來。”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經過網課的考驗，家長應轉變家庭教育理念，重視培養孩子的自主學習意識和能力。

“居家學習的最大成果，不是孩子學到多少知識，而是獲得怎樣的成長，自主性、獨立性、責任心有沒有提高。”熊丙奇說。

網課改變了教育參與方式，學校和家庭應共同承擔新變化帶來的新責任。未來，如何讓新技術發揮更有效服務，減輕而不是增加學生、家長和學校的負擔，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專家建議，學校應當更多地給家長減負，不要讓家長過多參與學習過程，而是更多地提供物質和精神支持。

民進中央副主席、教育專家朱永新認為，疫情防控期間，父母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這段時間很難得。離開了學校的環境和老師的監督，線上教育對學生的學習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復工之后，林建霞不像剛開始時那樣時刻盯著孩子了。“有時晚上加班，趁著休息時看看他的學習情況，發現沒有我的監督，孩子學得也挺認真，心里緊繃的弦逐漸松了下來。”林建霞說，“這次‘網課大考’，其實也給家長上了一課。”

②“網絡移民”遇上“網絡原住民” 讓主播做回老師

“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周圍發生了很多變化。請你試一試，仔細觀察，從多角度梳理一下疫情帶來的變化吧。”今年2月，山東省青島市基隆路小學語文教師房璐錄制的網課開播。當天，數千名學生通過網課平臺，跟隨房璐一起學習。

“雖然在家工作，但這個寒假，我幾乎沒有休息過。”房璐說，自開學延期后，她一直在電腦前忙碌：和同事一起設計課程、在線同學生和家長溝通……為了讓“云上課堂”更生動有趣，她精細打磨，花了兩天的時間才錄制完10分鐘的網課。

同樣忙碌的還有湖北武漢退休教師于孝梅，疫情防控期間，56歲的她在直播平臺上給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上公益課。

“當得知我是一個身在武漢的老師時，學生們紛紛送上問候。課程結束開線上班會時，孩子們唱歌、留言，還給我畫了頭像，當時我就淚奔了。”于孝梅說，“雖然疫情一度讓我們的城市沉睡了，但這些孩子、這些故事給了我溫暖，讓我充滿了希望。”

網課改變了授課的方式，教師的“信息化素養”受到考驗。直播、錄課、答疑、家訪……盡管“停課不停學”期間居家工作，但很多老師覺得比平時還要忙碌，尤其是直播或錄課耗費了很多精力。有的老師順利完成角色轉換，有的老師還停留在不接受、不適應的階段。

“作為‘網絡移民’的教師，他們所采用的教育教學模式，與作為‘網絡原住民’一代的學生群體知識獲取與互動交流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唐亮認為，由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均、新老教師群體知識儲備不等、教師個體認知學習能力不同，教師之間信息素養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代際差異和個體差異，這也影響了網課的授課和學習效果。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近日發布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我國網絡課程教學目前處于“適應性沖突”階段——網課開設率與參與度較高，但教學效果仍待進一步提升。課題組負責人表示，這次大規模的教育信息化普及中，網課教育為彌合教育不公平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對各級教育機構治理能力提出全新挑戰。

隨著移動互聯網和5G時代到來，教師的新技術“補課”應當提上日程。專家認為，在線教育中，教師的責任是擔任學生的學業導師，交流、分析學習中存在的問題，輔導學生進行在線學習，引導學生制訂個性化的學業發展方案。教師上網課不能“矯枉過正”，為了當主播、制作精美的視頻而疲于奔命。應該反思在線教育的方式方法，讓老師做回老師，還教育以簡單和本真。

“馬上開學了，我比學生還高興。”隨著各地學校陸續開學，很多老師回到了面對面的線下課堂。“早讀時，孩子們背誦課文的聲音；午餐時，大家圍坐在一起的感覺；放學時，他們嘻嘻哈哈走出校門的背影……這一切都是網課所不能比擬的。”有老師在采訪中這樣表述。

③ “網課”上成了“網游” 在線教育不是課堂照搬

“我們反復斟酌、反復討論。基本原則是：不做直播網課。”今年2月，浙江杭州崇文教育集團總校長俞國娣給學生家長的一封信引發了討論。

為何不做直播網課？俞國娣說：“在課堂上、老師的眼皮底下都不能保證每個孩子專注、投入地學習，在家里一個人坐在屏幕前能好好聽課、扎實學習？老師講得全情投入、學生聽得斷斷續續一定會成為常態，進行討論交流、互動幾乎不現實。我們不希望因為網絡教學而產生新的學困生。”

對于網課的“先天缺陷”，山東某小學教師拓源（化名）也有相同的感受。

“隔著攝像頭，看不到孩子在聽課時的舉動。很多家長反映，有的學生趁著使用電腦和手機時聊天、玩游戲，把網課上出了‘網游’的效果。”

艾媒咨詢針對在線教育的一項調查顯示，55.3%的受訪者認為，疫情防控期間線上教育的預期效果比在學校學習時差。對比課堂在校教育，學習氛圍差以及學生專注程度低被認為是線上教育的最大短板。

專家認為，網課學習效果不佳，部分源于一些學校把線下課堂照搬到了線上。

“利用已有在線教育資源開展的在線教學，與完全按課表、要求教師進行在線直播的在線教學是不同的。直播類應用取得成功多存在于小規模受眾、能夠充分保障師生互動交流的案例中，鮮有利用直播提升大規模課堂效果的案例。”熊丙奇說。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此前指出：“停課不停學”不是指單純意義上的網上上課，也不只是學校課程的學習，而是一種廣義的學習，只要有助于學生成長進步的內容和方式都是可以的。

但在實踐過程中，“在家學習”仍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線下教學的復制。

“這次疫情的‘在家學習’就像一面鏡子，照出的還是以備考和知識點為中心的學習，看不到以學生和學習為中心的教育。”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陳霜葉說。

“網課被人接受，正是由于它能夠打破時間、空間和學習程度的差距，讓人可以通過屏幕和網絡鏈接，隨時隨地學習。它不是對于網下課程的照搬，而需要在內容、互動、測評等方面，尋找線下到線上的‘動態對應’。”教育學者方柏林認為，網課的常態化和持久普及，需要探索網課的有效模式。

為了讓學生從在線教育中有更多成長和收獲，拓源給學生布置了幾項開放性的作業——“你對這次疫情有什么思考？”“作為一名小學生，談談你可以做些什么？”得到的答案讓她頗為感動。

“孩子們從疫情中成長了很多，上下一心的抗疫斗爭、醫護人員的感人故事，都對他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拓源說，等開學以后，還要在課堂上跟孩子們分享這段時間的收獲和體會。

“教育的初心應該圍繞并堅持為學生提供有意義的學習和生活。我最擔心也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各地老師在‘停課不停學’期間拼命努力得來的成果和經驗，沒有被應用于日常的教學當中，只有在線教育平臺從疫情中獲得了流量。”陳霜葉說。

④ “追網”“蹭網”凸顯痛點 打通在線教育“最后一公里”

在內蒙古呼倫貝爾，一戶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為了讓女兒順利上網課，不得不全家遷徙尋找網絡信號；在西藏那曲，一名大學生為了“追網”，走兩個小時山路，爬到4000多米的高山上，一邊放牧一邊聽網課；在河南洛寧，一名女生為了跟上網課進度，每天都到村委大院蹭網……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一些地方在推廣線上授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非網民規模為4.96億，其中農村地區非網民占比為59.8%。受缺少上網設備、網絡未覆蓋、帶寬流量費用負擔等因素制約，部分農村偏遠地區學生仍處于“脫網”“半脫網”狀態，無法正常開展在線學習、尤其是視頻學習。

前述西安交大的調研結果也顯示，相較城市學校，農村學校網課開設率要低10個百分點。電腦作為網課學習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學生的擁有率為90.38%，農村學生的擁有率僅為37.06%。這樣的資源不均衡，在西部地區尤為突出。

與此同時，由于疫情前我國的網絡應用并未針對大規模的直播課堂應用場景做好準備，直播帶來的高并發、大流量，導致網課開展之初網絡掉線、卡頓等事故頻發。

“經過多年建設，我國的教育信息化取得長足進步。但疫情防控期間在線學習以居家為主，依靠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主要來自家庭、村莊或社區，而非學校。”唐亮認為，每一個學生是否有機會接受疫情防控期間的“正常”教育，決定著社會公眾對教育公平的認知和判斷。

為了解決部分學生上網課難的問題，相關部門及企業迅速行動。偏遠農村網絡信號弱或有線電視未通達地區，“空中課堂”上星播出；運營商和眾多互聯網企業通過云服務、算力支持等方式夯實在線教育網絡基礎，并通過特惠流量包等精準幫扶舉措，減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用網資費壓力。

專家認為，進行在線教學，要充分發揮在線教育開放、共享的優勢。而“打通最后一公里”，則是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