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部針對全民閱讀的行政法規《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2月1日起施行。當日，在山東臨沂，近3000名師生齊聲誦讀經典，以瑯瑯書聲迎接《條例》落地；在浙江寧波，經典主題展演、研討會同步啟幕……多地舉行豐富多彩的活動，廣大群眾共享書香。

在很多人印象里，閱讀是私事。其實，為閱讀立法，并非要規定每個人必須讀什么、讀多少，它的核心在于“促進”與“保障”。

文化要繁榮、國家要強盛、民族要復興，都離不開閱讀帶來的文化積淀和精神力量。當前，我們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更需要發揮閱讀的基礎性作用。

在此背景下，《條例》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回頭看，它的誕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13年，就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從國家層面為全民閱讀立法。這些年，“全民閱讀”連續12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書香社會建設”被寫入“十五五”規劃建議，足見黨和政府的重視程度。

歷經多年探索與實踐，這份期盼終于落地，為全民閱讀的持久深入推動，筑起一道法治護欄。

為閱讀立法，中國并非首開先河。放眼世界，一些國家在上世紀末或本世紀初，已通過國家立法或戰略規劃，將國民閱讀提升至公共政策的層面。而我國的立法進程，則是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深深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中。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書香的民族，“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古訓流傳至今。這份獨特的文化基因，也投射在此次立法的字里行間。例如，《條例》特別強調了“言傳身教”的作用，將綿延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制度關懷。

全民閱讀大會已連續舉辦4屆，各地常態化開展閱讀季、讀書會等活動，江蘇、浙江等地也早已嘗試為閱讀制定法規，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條例》則是將全社會形成的共識，連同那些切實有效的實踐經驗，凝聚成更具普遍性和持久力的規則，能夠引導解決當下閱讀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咱們身邊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情況：農村居民閱讀率不高，閱讀范圍也相對狹窄；視障人士能找到的盲文讀物依然有限，老年人閱讀紙質書變得吃力；數字閱讀平臺上的內容浩如煙海，但篩選有深度、有價值的讀物，有時卻像沙里淘金……

這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單靠個人的熱情與堅持難以解決。立法，正是為整個社會的閱讀生態提供一份制度的托舉：

它明確了各級政府在全民閱讀促進工作中的法定責任，使得閱讀在組織領導、資金保障、閱讀設施建設等方面有了實實在在的法律依據；

它順應技術發展潮流，支持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相結合，推動優質數字閱讀內容供給；

它尤其關注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等的閱讀保障，規定提供適宜讀物、開設閱讀課程、支持全民閱讀無障礙設施建設、優化適老服務標準等措施……

這些條款，最終落點是促進每個人多讀書、讀好書，讓每一個想讀書的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與智慧共鳴的快樂。

有人會問，投入這么大的力量推動閱讀，值得嗎？

答案是肯定的。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國民的思維深度、創新能力和文化素養，這些看似“柔軟”的部分，是決定未來能走多遠的重要因素。說到底，為閱讀立法，更像是一項為未來“蓄水”的戰略投資。

可以想見，隨著《條例》的扎實落地，完備的閱讀設施將遍布城鄉，豐富多樣的閱讀活動貫穿日常生活。當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真正融入社會的肌理，成為一代代人的自覺與風尚，“書香社會”定會成為新時代中國重要的文化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