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占多數的臺灣“立法院”臨時會日前三讀通過“國家安全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網際空間納入安全范疇，并大幅提高“共諜罪“的刑度與罰金。這樣的作法不僅顯示民進黨當局將加強箝制言論，其實也無異變相操弄”恐中牌“與”反中牌“。

按照新修正的臺灣所謂“國安法“，人民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等，提供協助，包括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泄露、交付或傳遞，以刺探或收集關于公務秘密的文書、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同時將網際空間也納入安全維護范圍。

就事論事，安全當然應該重視，對于有害的間諜也確實需要加強防范。不過，這次的“修法”有高度的針對性，完全是沖著中國大陸。舉例來說，“國安法”原本規范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人士刺探、交付、傳遞應秘密文書、圖畫或發展組織，外國人與大陸人基本上是一體適用，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百萬元（新臺幣，下同）以下罰金；“修法”之后，與外國，例如美國人或日本發展組織，刑度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得并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而與大陸地區人民發展組織，刑度則變為七年以上，得并科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試問，為什么會有雙重標準？

另外，修法后針對“共諜發展組織”的定義，包括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等等，所謂“提供協助”，究竟如何判定？什么程度才叫危害安全？并未明確規定，形同給行政機關無限的自由裁量空間；網際空間納入國安范圍，亦復如此，因為網際空間概念模糊，而且過去并無類似案例，未來如何解釋？如何“執法”？都不免有爭議；學者之所以批評“打擊網絡假新聞是幌子，不惜限制言論自由也要維護政權才是真正目的”，其原因正在于此。

說穿了，民進黨當局之所以頻頻“修法”設限，主要就是把中國大陸塑造為“對臺灣最大的威脅”，從而加重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恐懼與反感。民進黨覺得在選戰中打“恐中牌”與“反中牌”有利。然而，這樣對臺灣真的好嗎？

按照西方政治學者的說法，如果恐懼感足夠強大，可以改變先前的政黨認同；如果讓選民感到核心受到威脅，效果更好。九一一事件之后，2002與2004年共和黨勝選，都跟美國人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有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毫無疑問，恐懼是最簡單的情感訴求，只要把對手和恐懼綁在一起，加重選民的恐慌和不確定感，就很容易增加選民對本身的認同。尤其是政績不彰、缺乏凝聚人民的能力時，恐懼感往往就成為政黨操縱民意最有效的王牌。從這個角度看，民進黨打“恐中牌”與“反中牌”，似乎抓住了選民的心理，就選戰策略講，不能不說是一大利器。然而，冷靜思考，這樣的作法不只是短多長空，甚至是飲鴆止渴。

首先，兩岸之間固然并未統一，但血脈相連、同文同種，臺灣不可能跟大陸徹底斷絕關系；鼓動人民對大陸恐懼，等于把臺灣自我封鎖，讓機會流失。其次，兩岸實力相差懸殊，臺灣跟大陸較勁的本錢越來越少，蓄意把大陸妖魔化，制造人民恐懼，并不能使臺灣壯大，徒然使相互敵意增加。再者，盡管兩岸官方不相往來，但民間交流持續不斷，更何況大陸對臺的優惠政策陸續推出，使得民進黨的“恐中牌”與“反中牌”，不但邊際效益逐年遞減，正當性與說服力也越來越薄弱。

更重要的是，選民也許會因恐懼被欺瞞于一時，卻無法永遠被欺騙。二十多年來，每到大選，民進黨就必打“恐中牌”與“反中牌”，但有時候贏，有時候輸，可見操弄“恐中牌”與“反中牌”并不是萬靈丹，政績才是硬道理。有鑒于此，民進黨再怎么機關算盡，最后也會是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