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兩岸關系，常用的思維假設是理性人邏輯，即兩岸關系各相關方均是理性的，能清楚的體認自身目標與相關利得代價，以利益最大化或代價最小化之邏輯作出自身的政治判斷與行動，并演繹出不同的測度兩岸關系理論模式，而各種模式中，參與方被假定為理性是一切探討的前提。

實際上，理性人的通約假設是過于簡化的。所謂兩岸關系，本質上無非兩岸間人的關系，作為兩岸關系承載者之人則不僅具備理性之面向，更具備情感之面向，否則不足以理解“歷史悲情”“臺灣人出頭天”“亞細亞孤兒”，乃至“復興基地”“不能疑美”等一系列難以理解之概念，其本身并非純粹理性建構的產物，而更多是情感，乃至情緒的產物；而臺灣選舉的諸多現象已然表明，部分臺灣選民相當在意候選人所提供的情緒價值，而非理性思辨，以致屢屢發生的藍綠選民的認同撕裂與對決，“臺獨”政客如趙少康曾揭示亦常“用最簡單的文字、最模糊的觀念，賣給我們（臺灣人）最危險、最爛的東西”，這一定程度構成了臺灣選舉之亂象一面的根源。臺灣石之瑜教授結合認知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學心理學，裨以闡釋臺灣領導人大陸事務政策的決策情感，揭示進而詮釋其中的情感矛盾之處，本文引入其論述框架以拓寬理解兩岸關系變遷的情感深度。

第一方面是認知心理學，這牽系到情感本身的面向，一般而言分為熱情與仇恨兩種促進人之行動的情感，與之相對應的是對其起遏制效果的情感，如熱情相對應的是沮喪，前者促進追求某目標而后者導向放棄，與仇恨相照應的是焦慮，前者排斥他人，后者則排斥不成而陷入自我防衛或稱掙扎，此為四種基本情感。

第二方面是精神分析學，將討論延伸到對象領域，其來源是回溯嬰兒出生時所提之假說，一般來說年幼之時，母親的生理角色分為兩種，母親如及時哺乳使得幼兒感受到自身的權力中心（掌握力），導出熱情，而母親也可能無所不管干預幼兒的一切，威脅到其權力中心（自主性），導出排斥的仇恨；如母親未能及時哺乳，使得幼兒在嗷嗷待哺中生發焦慮，爭取哺乳的過程令人焦慮，而終究也爭求不得以致沮喪，此為情感對象分析，以母子關系為例可以看出到出體所體認到的對象意義不同，所聯系的基本情感是殊異的。

因此進入中國大陸在臺灣領導人決策情感中，也具有不同的對象意義。則中國大陸既可以是使得臺灣當局于內戰中戰敗而孤懸海外以致沮喪，也可以是提供一歸屬于悠久的歷史文化與鮮活的血脈聯系因而制造中華文化與中國人認同，乃至制造責任與角色焦慮；既可以促成臺灣人毫無顧忌之熱求追求統一，又是讓部分臺灣人生發異己仇恨排斥動機的對象；這是中國大陸對象意義在臺灣的紛繁性，而需要注明的是，這種意義是臺灣人心理的主觀，無有涉及中國大陸客觀真實的角色扮演。由此可以闡述歷屆臺灣領導人大陸事務政策的決策情感，可以分為兩蔣時期、李登輝時期、馬英九時期與前后無甚斷裂性的綠營執政時期作為四個差異性的分析階段。

第一時期為兩蔣時期，中國大陸是其母國之愛的想象，所以堅持推動“光復大陸”，不達目的則誓不罷休，并嚴懲質疑者與背叛者，使得“光復大陸”本身成為一充滿熱情的議程；然而此種目標又是斷不可實現的，生發出深深之焦慮，使得其在壓力之下作出各種犧牲，不敢須臾懈怠，以打造所謂“復興基地”，此時的中國大陸又像是不斷制造壓力之對象。

第二時期為李登輝時期，中國大陸成了李登輝認同中的異己，其不斷操作本土化、臺灣化，排斥老國民黨員的情感，壓抑國民黨的中國屬性與大陸脈絡，貌似其于國民黨而言是須排除之仇恨，然而國民黨之中國屬性是如此之深，李登輝不管如何證明臺灣國民黨路線，延續至今的仍是中國國民黨，及其與中國大陸的聯結，這就力求臺灣化而不得的心境遂生發出深深的焦慮。

第三時期為馬英九時期，此時的涉陸決策情感，就認同一個中國的心理歸屬而言，這是馬英九熱情的一面，但熱情的背后是沮喪，馬英九深知臺灣已然不具兩岸關系的主導權，遑論兩岸愿景的單方面決定權，熱情地提出終極統一，而又深知勢已不在己，則實在的部分則被沮喪所填滿，情感時而流露，表征在對“臺獨”的不斷妥協與讓步，唯勉力“維持現狀”；沮喪而已，怎能堅強？

第四時期為綠營時期，其建立在錯亂之想象的“國家”認同上，自我陶醉于所謂“臺灣民族”的想象敘事中，則與中國大陸深深聯系，使得其將中國大陸體認為深深的排斥之仇恨，那能擺脫否？或許無望，則爭取目標過程中的沮喪常常抒發，陳水扁所言“臺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想做但做不到，即對此根源上錯亂之情感的注腳。臺灣領導人大陸事務政策的決策情感，見證其涉陸決策的非理性因素，而無論上文所述的熱情、仇恨、焦慮、沮喪，或都源于兩岸分隔已久的情感想象，因分隔而不熟悉，因不熟悉而想象，因想象而易流于極端與激進，或許在兩岸融合發展的進程中，臺灣可在與中國大陸鮮活之人的關系交往中體會大陸的真實，這是似水平淡之家人溫情，而無有極端，則重塑臺灣人健康的涉陸心態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