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雙十一”臨近，電商平臺之間的“二選一”再度成為熱議話題。種種跡象表明，今年以來，“二選一”已經處于“量變到質變”的邊緣。以前，往往是一家平臺“控訴”另一家平臺，被控訴者沉默不語；今年，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等多家平臺則紛紛主動發聲，并且對“二選一”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定義。

阿里稱“二選一”本來就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二選一”是偽命題，是“無休止的炒作”。

京東稱“二選一”是違法行為，受傷最深的是那些沒日沒夜為生活奔波忙碌的商家，涸澤而漁的結果是讓天下的生意越來越難。

拼多多則表示“二選一”被包裝成一種互惠互利的短時約定，背后實際隱藏著強勁的技術暴力手段，已經給電商生態的商家和品牌商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

各種紛紜之下，“二選一”究竟是電商平臺之間的“口水戰”，還是真實存在的不正當競爭？近日，有記者聯系到了疑似遭遇“二選一”的商家代表劉先生，揭露了由“二選一”引發的關店、裁員等黑暗巨幕的冰山一角。

“兩天內必須關店，否則將采取措施”

在同意接受采訪前，劉先生反復強調要隱去所有具體的信息，“要是被平臺知道，我就完了。”

今年“雙十一”預熱時，劉先生突然接到甲平臺工作人員來電，要求其在兩天內關閉乙平臺的店鋪，否則就將采取“措施”。

此前，劉先生在多個電商平臺開設了官方旗艦店，其中甲、乙平臺占據銷售總額超過9成。對于劉先生這樣的品牌商而言，多個平臺發展本是件好事，但突如其來的“關店通知”，卻瞬時阻擋了企業的發展勢頭。

“只給我們兩天時間考慮！”劉先生認為，拋開“二選一”不談，兩天的時間期限本身就很離譜。甲、乙平臺對于企業都很重要，即便是強行斷絕一端，也需要經過內部討論。

接到通知后，劉先生團隊立馬前往甲平臺總部，希望與其工作人員當面溝通，多寬限些時間，但工作人員卻對其避而不見。

不論是“兩天”的期限，還是工作人員的態度，均從側面表明，在甲平臺內部，“二選一”已經成為從上至下的硬性指標。為了按時完成任務，平臺工作人員需要想盡辦法，他們“管轄”的商家則成為了商業競爭的犧牲品。

由于時間太短，劉先生的企業無法做出“選誰”的決定：目前，甲平臺的銷售額是乙平臺的兩倍，乙平臺的增速則遠超甲平臺，無論放棄哪邊都是企業難以承受之重。

“關店通知”所引發的后果仍在急速發酵，劉先生不得不考慮營收銳減甚至是裁員的問題。“假設我們公司有100個員工負責電商業務，其中90個員工是為甲平臺和乙平臺服務的，按照2：1的銷售額比例，即60個員工為甲平臺服務，30個員工為乙平臺服務。無論關掉哪家店，都會影響數量不少的員工。”

在講述時，劉先生多次表達了自己的憤慨和疑問：開門做生意是最正常、最樸素的商業行為，為什么只能限定在一個平臺呢？

技術封殺于無形，商家無法維權

因為沒能在48小時內按要求關閉乙平臺店鋪，劉先生很快體會到了甲平臺強大的執行力。

當消費者以其品牌名為關鍵詞，在甲平臺進行搜索時，劉先生的官方旗艦店只能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搜索流量尚且如此，自然流量更是趨近于零。

“這肯定不是自然排序的結果。”劉先生表示，“自然搜索排序是綜合銷量、服務、評價等各種因素得出的結果。按照我們的經營情況，應在自然搜索中排名靠前，絕不可能在兩天內一落千丈！”他多次試圖與甲平臺工作人員進行溝通，但始終得不到答復。

受此影響，劉先生預計今年“雙十一”期間，品牌在甲平臺的銷售額將縮水9成。他表示：企業很早就開始為“雙十一”備貨，卻被甲平臺斷了“生路”。“乙平臺的生意雖然越來越好，但沒法一下子消化那么多產品，庫存壓力非常大。”

盡管“二選一”已經被明確為違法行為，但截至目前，劉先生只能寄望于甲平臺高抬貴手，而無法采取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他表示，從自然結果看，他們的品牌仍能從甲平臺上搜索到，只是排名靠后，甲平臺咬定這就是“自然搜索”結果，后臺數據都在對方手里，劉先生拿不到任何證據。此外，包括“關店通知”在內的指令，均是通過甲平臺關聯通訊軟件的電話方式，幾乎無法取證。

不僅是自然搜索流量，劉先生的“付費流量”也遭遇了嚴重影響。他表示，品牌會向各大電商平臺購買流量，增加品牌和店鋪的曝光率，“從以前的合作看，購買流量的效果能直接體現在店鋪瀏覽率和轉化率（即消費者瀏覽后下單購買比例）上，我們覺得這些合作是有效的。但現在，我們店鋪的瀏覽率和轉化率明顯下降，我們認為是甲平臺用技術手段阻攔流量，可他們不承認。這和自然搜索的數據由甲平臺提供一樣，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我們沒法求證。”

對于當下的狀況，劉先生找不到合適的解決辦法。“我們只能加大馬力做好乙平臺和其他渠道的銷售。至于以后，真不知道該怎么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無奈表示。

劉先生只是因“二選一”受損的龐大商家團體的新進一員。自今年618以來，電商“二選一”逐漸由高認知度品牌向大型和中型品牌順次蔓延，類似劉先生這種有成交量但缺乏話語權的品牌，受損最為嚴重。

記者了解到，在某些互聯網平臺，公司內部雖然不會對“二選一”明文規定，但大家心知肚明。平臺地推業務員表示：讓對接的商戶選擇“獨家經營”，是一條對地推人員不成文的業績考核標準。

“‘二選一’有不同的對待標準。目前情況是國際品牌很少受影響；國內大品牌可以通過公開發聲明指責某平臺售假的方式，換取多平臺運營的‘權利’；數量最大的中型或是新生代的品牌，則沒有選擇的權利。”有電商行業人士表示，今年以來，先后有大量此類企業，被迫通過縮減規模、裁員等方式，降低“二選一”對于企業的影響。

互聯網是新興行業，數字經濟是新生力量，既要為它們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也要叫停其中的不和諧現象。司法機構和監管部門有必要關注并研究“二選一”行為，支持企業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爭議。

一個積極的信號是，在今年“雙11”前，持續數年的京東起訴天貓借商戶“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一案有了新進展——最高人民法院判該案歸北京高院審理。希望不久后的審判結果能讓爭議雙方、也讓全社會更好地厘清商業規則與不正當競爭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