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綿延千年的科舉史中，福州府累計走出約4100位進士，拿下全國數量第一的寶座，可謂是千年科舉“頂流”。

邁入新時代，這份文脈傳承依然驚艷。75位福州籍兩院院士閃耀全國，約占福建籍兩院院士總數的一半。

福州是名副其實的“院士之鄉”。從籍貫來看，在全國城市中，福州籍兩院院士數量位居前列，而且學科布局均衡，既兼顧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等基礎科學領域，又覆蓋國防、化工、醫藥、交通等應用工程領域，更在新興領域不斷突圍。

從古代科舉“頂流”到當代“院士之鄉”，福州人的“學霸基因”藏不住了！他們在各行各業續寫著侯官文化的傳奇……

傳承

崇文重教 嚴謹治學

福州籍院士中，有許多賡續傳承的科研佳話。“父女雙院士”福州就有雙份，還都是閩侯人。

第一對是唐仲璋和唐崇惕。

出生于1905年的唐仲璋是福州市閩侯縣南嶼鎮堯沙村人，18歲考進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1929年，唐仲璋因過度勞累住院治療，認識了福清的一名血吸蟲病晚期患者，目睹了血吸蟲病患者的痛苦模樣，堅定了從事寄生蟲研究的決心。

1948年，唐仲璋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進修，1950年回國。1958年，他擔任福建師范學院副院長；1970年，調到廈門大學工作，此后歷任生物學系教授、副校長。

唐仲璋攻克了血吸蟲病、肺吸蟲病等防治難題，奠定了我國寄生蟲學研究基礎，并為我國的寄生蟲學和生物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高級人才。1980年，唐仲璋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唐崇惕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也是我國著名寄生動物學家。唐崇惕1954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分配到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工作，成為著名動物學家張作人的助手。1957年，她調到福建師范學院，又成為父親的助手。父女二人一起走遍祖國大江南北，治病救人，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寄生蟲學上的疑難問題。

唐崇惕長期致力于寄生蟲病害研究工作，研究寄生蟲的發育規律、生活史、流行病學和防治措施，為人類的健康和農牧漁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91年，唐崇惕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第二對是莊巧生和莊文穎。

1916年，莊巧生出生在閩侯縣南嶼鎮五都村。他一生守望麥田，發展壯大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小麥遺傳育種團隊，為我國小麥生產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他先后主持育成20多個高產抗病早熟冬小麥新品種，指導育成“中麥175”和“中麥895”等10個優質新品種，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在生活中，莊巧生恪謹守正、追求真理。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女兒莊文穎充滿探索精神，深耕真菌多樣性研究，建立子囊菌分類體系，推動了中國乃至世界真菌學科的發展，成為著名的真菌學家。2009年，莊文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盡管這對父女從事的研究領域不一樣，但嚴謹治學的精神一脈相承。

福州還有一對“伯侄雙院士”，接力推動我國化工學科與產業的發展。他們是侯德榜和侯虞鈞。

1890年，侯德榜出生于閩侯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幼勤奮篤學。1911年，侯德榜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以10門功課1000分的優異成績譽滿清華園。1913年，侯德榜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化工，1918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深造。獲博士學位后，侯德榜放棄美國企業的高薪邀約，回國工作。

他發明“侯氏制堿法”，打破國外技術壟斷，是我國化工工業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中國制堿工業之父”，1955年，侯德榜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出生于1922年的侯虞鈞自幼深受伯父影響，立志投身科研，深耕化工熱力學。他先后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密歇根大學深造，并放棄國外留校任教的優越條件，沖破重重阻力辭職歸國，成為我國化學工程領域的泰斗、化工熱力學領域的奠基人，1997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享譽世界的“馬丁-侯狀態方程”，為全球化學工程的發展鐫刻下不可磨滅的中國印記。

福州籍院士家族的傳承，既是血脈與家風的延續，更是愛國主義、科學精神、嚴謹治學、創新創造、勇于擔當等侯官精神特質的生動體現。這些故事成為福州“院士之鄉”的溫暖注腳。

歸來

排除萬難 矢志報國

在福州籍院士中，有很多像侯德榜和侯虞鈞這樣歸國報效的優秀人才。

出生于1916年的“中國核醫學之父”王世真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并先后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化學碩士、博士學位。作為世界上最早參與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學家之一，他在美國研究期間已經成績斐然。1951年，他沖破重重阻礙回國，他的夫人也克服阻礙回到國內團聚。他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核醫學人才，推動我國核醫學躋身世界先進行列。1980年，王世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王世真曾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2020年，福州首次將一批在抗日戰爭中為國建立特殊功勛的福州籍科學家英名，鐫刻于“福州抗日志士紀念墻”，王世真亦名列其中，他也是第一位被鐫刻上墻的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真出自福州名門望族。他的祖父王仁堪是福州最后一位狀元，他的姑祖母王眉壽是末代帝師陳寶琛的妻子，被譽為“福建女學第一人”。他的父親王孝緗早年留學日本，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他的母親林劍言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曾孫女。

從美國回國前夕，王世真將家中所有財產變賣，拿出所有積蓄購置近300件醫療用品及國外新藥，全部捐獻給北京兒童醫院，又將家中珍藏的祖輩遺物和家傳文物全部捐獻給博物館。

2001年，王世真院士應邀參加“新世紀、興科教——閩籍院士團八閩行”活動，特地帶了47件祖傳文物捐獻給福建省博物館，其中有43幅是明清留傳的扇面，以及古硯、墓銘、“八股文”和象牙扇架等。這些文物大部分是母親留給他的，有一件象牙扇架上還刻著母親的親筆題詩，他視之為珍寶。但王老認為，博物館更需要這些文物，文物到了博物館才能發揮出其研究價值。王老說，作為一名福州人，能為自己的家鄉做點事，感到很高興。

出生于1918年的林同驥是中國實驗空氣動力學奠基人、中國人造衛星回收技術重要創始人之一。1948年，他獲得倫敦大學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后來轉赴美國，先后在華盛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布朗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秋，林同驥沖破重重阻力，與夫人張斌一起回國，進入中國科學院工作。此后，他主持設計建造我國第一座暫沖式超聲速風洞和氣源系統，在稀薄氣體力學領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為中國中程導彈、洲際導彈、遠程火箭研發成功作出重要貢獻。1980年，林同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他的哥哥林同炎是預應力混凝土理論及設計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世界聞名的土木工程結構大師。1933年，林同炎為了報效祖國，回國任成渝鐵路橋梁課長、滇緬鐵路設計課長等職，主持設計了包括沱江大橋在內的諸多項目，并為成渝鐵路設計橋涵超千座。他是首位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中國人，199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同一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且同樣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林同驊，是他們的堂兄弟。林同驊是航空及工程力學專家，抗戰時期，主持設計研制出中國第一架長距離運輸機，為中國抗戰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林同驥、林同炎、林同驊的歸國報國，是福州籍院士群體的生動縮影。他們的曾祖父是清代進士林灼三，“院士三兄弟”的成就離不開良好家風的熏陶。

同樣出身名門世家的盧肇鈞，也用一生踐行著“科技強國”的誓言。

盧肇鈞出生于1917年，父親、叔伯均為船政學堂畢業生。194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4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科學碩士學位，1948年至1950年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力學研究室助理研究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放棄美國優越條件，毅然回國。此后，他創建我國首個土力學實驗室，攻克鹽漬土、軟土地區筑路難題，為青藏鐵路等重大工程提供關鍵技術支撐，被譽為“中國鐵路土力學奠基人”，1991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22年8月，吳孟超出生在福州閩清的小鄉村。他幼年隨父母赴馬來西亞謀生。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戰亂中同胞的苦難，他放棄南洋穩定生活，沖破重重阻礙回國求學，立志“行醫救國”。

被譽為“中國肝膽外科之父”的他，創造了肝膽外科領域的無數個第一：完成了我國第一例成功的肝臟手術；完成世界首例腹腔鏡下的肝癌切除手術……1991年，吳孟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2019年，他在采訪中說：“現在看來，回國、學醫、入黨、參軍，這四條路的正確選擇讓我真正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以家國為念、以革新為刃，這些福州青年，放棄了海外優渥條件，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歸來，從零起步開創學科、破解難題，用畢生所學踐行報國初心。

風骨

低調實干 堅韌執著

侯官文化的滋養，在福州籍院士身上烙印下鮮明的底色。他們傳承著嚴謹治學的傳統，實踐著矢志報國的理想，以“低調實干、堅韌執著”的風骨，在艱苦環境中鑄就傳奇。

核物理學家王乃彥是“兩彈一星”的核心參與者之一。1965年從蘇聯歸國后，他被派往荒無人煙的試驗基地，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研制試驗工作，為我國氫彈技術突破立下汗馬功勞。1993年，王乃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3年，陳景潤出生在福州的一個貧困家庭。1950年考入廈門大學后，曾住在勤業齋106室的狹小房間。為了深夜苦讀不影響他人休息，他自制巨大黑色燈罩罩住油燈。工作后，他長期蝸居在北京6平方米的陋室，房間狹小到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桌、一把椅子。他身患肺結核等多種疾病，常年被病痛折磨，卻仍以驚人毅力埋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1973年，他在《中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二個素數的乘積之和》，詳細證明了“1+2”。此項近乎以生命鑄就的成果，以其無懈可擊的邏輯和深刻的洞見，徹底征服了國際數學界，被譽為“移動群山”的杰作，使我國至今保持該領域世界領先水平。1980年，陳景潤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田昭武于1927年出生于福州，是我國電化學學科奠基人。20世紀50年代，他被派往福建東山島，開展海島電化學研究。島上無電無水，他帶領團隊用煤油燈照明、過濾雨水解渴，住的是漏風漏雨的鹽工棚。實驗器材匱乏，他親手用陶瓷碗改制電解池，用自行車輻條做電極，在高溫高濕環境下反復試驗，皮膚被鹽霧灼傷、手腳長滿凍瘡仍不退縮。最終，他的研究成果為我國海島駐軍和遠洋船舶提供了關鍵支撐，用絕境中的堅守開創了我國電化學研究的新方向。1980年，田昭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化肥催化劑專家魏可鎂是福清人，出生于1939年。20世紀70年代，他接手福州大學化肥催化劑實驗室時，原實驗室已被臺風損毀，僅剩幾間破舊廠房，設備僅有一臺老式天平、幾口鐵鍋，資金短缺到連購買原料的錢都沒有。為研發高效化肥催化劑，他帶領團隊“以廠為家”，住廠房、睡木板床，三餐靠咸菜配稀飯。他常常趴在破舊的實驗臺上工作到深夜，吸入的催化劑粉塵讓他患上嚴重的哮喘。更難的是，實驗多次失敗，外界質疑聲不斷，甚至有人勸他“放棄這種沒前途的研究”。他多方籌措資金，帶領團隊到農村收集廢催化劑反復提純，歷經800多次失敗，終于研發出新型高效催化劑，打破國外技術壟斷，使我國化肥產量大幅提升。1997年，魏可鎂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每一位院士背后，都有一段攻堅克難的艱辛歲月。但侯官文化滋養下的初心與風骨，支撐他們披荊斬棘，在各自領域開創出屬于中國的新天地。

從科舉進士的經世致用，到當代院士的科技報國，這份跨越千年的初心，始終是閩都兒女扎根家國、成就不凡的精神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