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上次降息還不足兩個月，北京時間9月19日凌晨，美聯儲再次宣布聯邦目標基金利率區間下調25個基點至1.75%-2.00%。業內人士預計，今年美聯儲或還將降息一次。

美聯儲再次宣布降息

從今年初的“暫停加息”、“保持耐心”，到7月的“將采取適當行動維持經濟擴張的立場”，再到9月的“全球經濟放緩、低通脹給美國經濟前景帶來風險”，美聯儲政策風向近期可謂“鴿”聲嘹亮。

9月4日，美聯儲發布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顯示，7月初至8月下旬，美國經濟整體溫和擴張，就業市場增長緩慢，物價水平略有上漲。從行業看，制造業活動整體較前期報告略有下降。大部分轄區旅游業保持穩定。房地產行業中，房屋銷售不旺，新房建設活動保持平穩。同時，由于天氣條件不利、商品價格較低等原因，農業依然疲弱。

全球經濟放緩，美國經濟也難“獨善其身”。美聯儲主席鮑威爾9月6日指出，全球經濟放緩、經貿政策不確定性和低通脹給美國經濟前景帶來了“顯著風險”，但目前不認為美國和全球經濟會陷入衰退。他提到，自年初至今，美聯儲認為將利率預期走勢調低一些是合適的，這不僅支撐了美國經濟，也是經濟前景尚好的原因之一。各界對美聯儲9月降息的預期也得到進一步鞏固。

北京時間9月19日，美聯儲在結束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后，宣布將聯邦目標基金利率區間下調25個基點至1.75%-2.00%。中金公司研報認為，降息帶來的短端利率下行、以及對其它資產價格包括股市、信用息差及美元的影響，有望推動金融條件進一步轉松，有助于消費動能的修復，或顯著緩解經濟增速放緩過快、甚至陷入衰退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當地時間9月1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推特稱：“美聯儲應該讓我們的利率降到零，或者更低，然后應該開始為我們的債務再融資。利息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同時大幅延長期限。我們擁有強大的貨幣、實力和資產負債表。美國應該一直支付最低利率。沒有通脹！”他還稱：“因為鮑威爾和美聯儲的幼稚，才不允許我們做其他國家已經在做的事情。”

去年，美聯儲共加息4次，進入2019年，美聯儲已分別于1月和3月兩度按下加息“暫停鍵”，8月，美聯儲宣布降息25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2.00%-2.25%。

中金公司研報表示，美聯儲正進入節奏加快的降息路徑，預計9月降息后，今年四季度將再度降息25基點；2020年前兩個季度再各降息25基點。

高盛預計，美聯儲10月會議上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50%，降息50個基點的概率為10%，不降息的概率為40%；12月會議上，由于通脹預期大致達到2%的目標，美聯儲可能停止降息。

“超級星期四”來了

19日可以說是“超級星期四”，除美聯儲外，日本、瑞士、挪威、英國等多國央行也會公布利率決議。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由于目前市場平靜，日本央行傾向于按兵不動，除非歐洲央行和美聯儲采取比預期更為大膽的貨幣寬松舉措，加劇市場動蕩。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目標是通過降低借貸成本來提振經濟增長，將短期利率目標在負值區間進一步調降是最有可能的選擇。

瑞士當前利率為-0.75%，瑞士央行總裁喬丹9月5日對路透社稱，瑞士央行目前需要維持負利率。他同時補充，負利率對于目前瑞士實施貨幣政策至關重要，雖無法預測負利率需要維持多長時間，但他假定利率將在未來某個階段正常化。

而挪威央行或成為仍堅持加息的央行。雖然該央行在6月表示其目標是繼續加息，但8月也曾警告稱，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前景變得更加不確定。經紀商Nordea Markets預測，挪威央行或在今年晚些時候和2020年兩次提高主要政策利率。兩次加息后，政策利率將從目前的1.25%上調至1.75%。

另外，9月12日，歐洲央行宣布下調存款利率10個基點至-0.5%，為2016年3月以來首次下調，并宣布重啟量化寬松(QE)。

據英國《金融時報》9月17日報道，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Philip Lane強調，若需要，歐洲央行隨時準備將利率在負值區間進一步下調。Lane稱，歐洲央行將“不惜一切代價達到通脹目標”。

中國會跟隨降息嗎？

數月來，面對各國“央媽們”一波接一波地降息，中國央行只是小幅調整MLF和LPR利率。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梳理2013年以來的經驗可以發現，是否加、降息需要同時考慮三個條件：GDP增速是否等于或低于政策目標；貨幣數量增速是否低于政策目標；CPI同比是否持續低于2.5%。當三個條件都不滿足時，逆回購利率可能上調。當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可能開啟降息周期。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分析，中國央行可能在美聯儲降息之后通過調整OMO利率實現降息。他同時提到，19日和20日的公開市場操作可能成為降息的重要時間窗口，不排除下調OMO利率的可能。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不能只靠降準等數量型工具或者完善LPR機制，在降準的基礎上，降息仍有空間和必要，要通過新的LPR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從“量”和“價”兩方面共同改善企業融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