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同體監督”之難

“以前是‘同體監督’，自己人監督拉不下面子。一年到頭，辦的案子要么是打牌的，要么是超生的。”談起紀委派駐機構改革，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紀委派駐州教育局紀檢組長譚若峰憋著一肚子話。

譚若峰曾是州民政局紀檢組長，“那會兒是個‘光桿司令’，沒干啥正兒八經的紀檢工作，‘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每次到州紀委述職，譚若峰都很糾結，“說實話，述職報告咋寫，真是想得腦殼疼，只能是一些車轱轆話反復說，大家其實也都差不多。”

派駐機構改革后，譚若峰2016年8月調到了州教育局，還是擔任派駐紀檢組組長，但感到"里子’可真不一樣了”。

座次變了。在局黨組會議上，桌牌從以往的最后一位換到了第二位。“這種排序無形中提高了紀檢組長的話語權、權威性。大家對紀檢工作的尊重、配合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分工變了。不再分管其他業務工作，一心一意干紀檢。“現編制7人，已經配了3個，再也不是單打獨斗了！”

湖北率先對紀委書記（紀檢組長）排序及分工進行了規范，明確規定各級紀委書記和紀檢組長在黨委（黨組）中的排序全部排在同級黨委（黨組）副書記之后，并一律實行專職專責。

“這次改革，完善了派駐機構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恩施州委常委、州紀委書記陳江龍說，派駐監督不是同級監督，是上對下的監督，紀檢組的業務工作、干部管理、考核評價等，由州紀委全面管起來，不再受所駐部門制約。

“患得患失少了，‘一口鍋里吃飯’的監督劣勢也變成了優勢。”譚若峰領導的州教育局紀檢組目前已辦理3起違紀案件，開展誡勉談話1次、約談3起。

湖北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改革走在全國前列，目前已經實現省、市、縣三級派駐監督全覆蓋。

一個細節，意味深長。任命派駐紀檢組長時，省委只明確“某某同志擔任省紀委派駐省直單位紀檢組組長”；具體派到哪家單位，則由省紀委常委會決定，以充分體現省紀委派駐機構“派”的屬性，切實樹立“派”的權威。

補“有組織無紀檢”之短

“我推薦王從君、劉宏孝、周賜雄等同志為村優秀黨員，請大家進行評議。”2016年6月25日，建始縣店子坪村召開黨員大會，村黨支部書記王光國提出議題。

“我同意！”“我也同意！”大家紛紛表態。

“推薦周賜雄為優秀黨員，我不同意！”村黨支部副書記、紀檢委員劉英一句話，讓會場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你為啥子這樣說？”一位黨員為周賜雄抱不平。

“這么多年來，周賜雄帶領村民致富走在前頭，特別是前些年在修路過程中早出工、晚收工，出滿勤。”劉英繼而話鋒一轉，“但是，近一年多來，我認為他退步了！”

翻著監督日志本，劉英開始擺事實：黨支部通知開黨員會，周賜雄說家里要修房子沒時間；村里組織宣講團，他說沒有報酬就不參加，“大家說說，這樣符合優秀黨員的標準嗎？”

“說得對，說得好！”掌聲先是稀稀拉拉，迅即熱烈。

“劉英說得對，最近我思想確實滑坡了。我誠懇地接受批評和監督。”周賜雄臉漲得通紅。

像店子坪村一樣，現在，湖北22748個行政村黨組織都設立了紀委或紀檢委員。全省1015個鄉鎮（場）設立了紀委，按規定配齊了鄉鎮（場）紀委書記、副書記。

基層黨組織有了紀檢委員，激活了監督的“神經末梢”，促進黨規黨紀在基層立起來。

過去，基層很多地方是“有組織無紀檢”。湖北推行鄉鎮辦案協作區，探索提級辦案、異地辦案、交叉辦案等模式，把“短板”補齊。丹江口市紀委以健全鄉鎮辦案協作區、密織執紀網絡為突破口，創新執紀審查，2016年1至11月共立案266件，同比增長27.9%；全市所有鄉鎮紀委消除“零辦案”。

執“四種形態”之鑰

“yan1—40”“yan2—80”。

在南漳縣糧食局所屬的佳豐糧油購銷公司的公務接待菜單上，出現了不少奇怪的“菜名”。前來檢查的縣紀委工作人員不禁犯嘀咕：這些都是啥“菜”，咋從來沒見過？

細查之下，馬腳露了出來。這些根本不是菜，而是香煙。佳豐糧油購銷公司明知不合規，為了逃避檢查，故意將煙寫成拼音“yan”。最終，公司黨支部書記、經理吳瑞剛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一寸不讓、動輒則咎，湖北紀檢監察機關以變應變糾“四風”，始終保持正風反腐高氣壓、強氣場。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湖北創新工作思路，準確把握和運用好“四種形態”，提高監督執紀實效。

“原縣委書記余建堂被查辦時，全縣上下震動，不少平時與他關系密切的干部心神不安。”黃梅縣相關人士透露，查辦余案時，縣委、縣紀委及時宣講“四種形態”政策，促使40名干部主動交待問題，迅速穩定了局面。

2016年，湖北紀檢監察機關給予黨政紀輕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人數，分別占受處分總人數的84.4%、2.3%。

群眾心里的“獲得感”，怎么上得去？

“昨天你們下村摸排，我就知道瞞不住了。”這是南漳縣九集鎮鄒家灣原村干部鄭世召見到紀檢干部時的第一句話。經查，鄭世召違規套取高速公路項目征地補償款3.8萬多元。

湖北反“蟻貪蠅腐”，治“為官不為”，重拳治理“小微權力”和“小微腐敗”問題，增強了群眾對正風反腐的獲得感。

不久前，湖北正風反腐第三方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群眾對2016年全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的滿意度攀升3.7個百分點，達到89.16%，比十八大以前高出32.6個百分點。

大數據“拍蠅”

武漢市江夏區金水辦事處金隴社區原黨總支書記、主任張宗斌沒想到，8年來神不知鬼不覺虛報冒領低保金的事，終于還是露餡了。

2016年5月底，在大數據比對中，張宗斌的違法事實被查出：自2008年3月開始，他利用負責社區低保申報之機，伙同非本轄區低保保障對象王冰等4人，偽造戶籍、身份證資料等，騙取低保金近25萬元，其中張宗斌獨得11.8萬元。

城鄉低保、農村五保、醫療救助等惠民政策資金發放過程中，虛報冒領、截留私分、貪污挪用、揮霍浪費、優親厚友等問題隱形變異存在。2016年4月，湖北省紀委運用大數據，對8項惠民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短短4個多月，“全面體檢”完成：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調查4862人，對736個基層單位實施問責，組織處理黨員干部12821人。

遏制“微腐敗”，湖北推動專項治理成常態。連續兩年，圍繞財務報銷、農村“三資”監管、機關食堂管理等“貪腐多發地”開展一系列專項治理。

2016年，僅扶貧領域，湖北就查處問題1378個，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77人，追究領導干部責任62人。

讓不為者無位、干事者無畏

本應十來天完成的正常工作，卻拖了132天仍然無果。2016年4月1日，湖北省《行政問責辦法》施行首日，保康縣國土資源局黨組成員、總工楊先周因慢作為，收到了全省首張問責“罰單”。

楊先周不冤。接到縣政府常務會交辦的土地證辦理相關任務后，雖然項目方三番五次催辦，他一直置若罔聞，直到常務副縣長拍了桌子。

“在正風反腐的高壓下，一些干部覺得用權‘緊箍咒’增多，‘攤上事兒’的風險加大，出現慢作為、不作為的現象。”一些干部反映。

如何讓為官不為者無位、讓干事創業者無畏？

2016年4月11日，湖北全省履職盡責管理推進大會通報：28名廳官履職不力被調整，22名存在苗頭問題的廳官被誡勉。其中，包括3名黨政主要負責人在內的8人被免職；2名“不擔當”干部改任非領導職務，18名魄力不足、回避矛盾的廳官被平職交流到一般崗位。

“這樣的力度，是近10年來沒有過的。”這個被媒體稱為“能上能下地方樣本”的標志性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

為擔當者擔當，湖北一樣動真格。2016年1月，湖北在全國率先制定促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省級條例，明確提出建立“容錯免責”機制，重用改革促進者，問責改革不力者。

2016年初，來鳳縣“黨員干部容錯免責暫行辦法”出臺。“允許‘試錯’，為敢作敢為的干部撐腰打氣，免除其被‘秋后算賬’的顧慮。”來鳳縣委負責同志說。

革勒車鎮土家寨村的鄉親們，成了這項制度的獲益者。

土家寨村規劃了1500畝果樹基地，需要5萬棵桃樹苗。“鄉親們都同意購買省農科院的樹苗，但是按照規定，采購樹苗要走公開招標程序，那樣至少需要個把月，季節就耽誤了。”革勒車鎮黨委書記張冠華說，上報后，縣里同意先行購買，“放在以前，不走招標程序就采購，沒人敢拍這樣的板。”

“微制度”四兩撥千斤

“這是我們兩家的事，你憑什么摻和？”

“就憑我是共產黨員！”楊盛和脫口而出的這句話，讓正在吵架的倆村民一愣，停止了爭吵。一番苦口婆心，積怨多年的兩戶村民終于解開了心結。

放在幾年前，楊盛和懶得摻和這種“閑事”，更沒有說出這句話的底氣。

楊盛和是咸寧市咸安區張公廟村的一位無職黨員，一度七八年沒參加黨支部活動。直到有了“主題黨日+”，他“重新找回‘家的感覺"。

“不讓一名黨員‘失聯’！”2015年11月起，咸寧每月固定時間在全市6065個基層黨組織、13.5萬余名黨員中同時開展“主題黨日+”活動，把給老百姓辦實事和黨組織生活緊密結合，推動黨組織政治生活常態化、黨員日常教育管理長效化。截至目前，全市有3468名“失聯”黨員重新過上了組織生活。

2016年初，武漢市武昌區委實施“支部生根”工程，形成了一批抓早抓小、簡便管用的“微制度”，將全面從嚴治黨壓力傳導到每名黨員。社區以函告形式向黨員所在單位黨組織反饋其社會表現，破解黨員“八小時之外”監管難題。2016年，武昌區各街道、社區黨組織發出黨員負面行為報告函388件，解決各類問題116個。

“簡單管用的‘微制度’，抓早抓小的‘微治理’，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喚醒了黨員黨章黨紀意識，讓支部管黨治黨功能‘生根’了。”武昌區委書記張幸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