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網絡直播：讓野蠻人離場）

“直夠漸播所具備的最真實最直接的體驗性，給用戶帶的想象空間和驚喜，但是，網絡直播的邊界問引起業界重視。

直播實踐中，法律邊界是基本底線，首先要保證直播內容的合法性，禁止傳播色情、暴力、教唆犯罪等違法內容。此外，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對于網絡直播來說也尤為重要。”

圍觀群眾人頭攢動，仰頭張望著，目光里帶著擔憂，不時會有人發出一聲“慢點，別走了”的勸慰。

這是7月1日央視《平安365》欄目開頭的一幕。

鏡頭隨即轉到距地面30多米高的13樓，只見一名女子身著連身短裙，不斷地在窗外來回走動。而她腳踩的窗臺寬度僅有15厘米，更令人心悸的是，窗外沒有任何防護裝置。

究竟發生了什么？圍觀群眾一臉茫然，唯一可以做的是報警，然后繼續觀望、勸慰。

跳樓被救下，卻沒有劫后余生的慶幸

民警來了，他們決定先采用保守方案，了解女子跳樓原因，有針對性地對她進行勸說。

這名女子叫楚謝(化名)，是這間屋子的租客。房東匆忙間也及時趕來，面帶焦慮，聲音有點失控，“她說我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說要不你就別住了，重新找房子吧。”房東不免有些自責，似乎楚謝此次輕生的舉動自己也是“劊子手”之一。

就在民警準備進一步了解情況的時候，楚謝突然面向窗外，身體前傾，蹲下身子……民警破門而入。

被順利救下的楚謝似乎沒有劫后余生的慶幸，也沒有尋短見不成后的絕望，她一臉茫然地看著一屋子的陌生人。原來，楚謝是一位直播平臺的主播，之所以站在高樓外佯裝跳樓，只是為了進行直播。

“她引起的圍觀，使萬達廣場幾乎成萬人廣場了。”得知情況的圍觀群眾對此感到有些氣憤。

“這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社會秩序。警方和圍觀群眾為了解救跳樓自殺者付出心力，一方面解救跳樓和自殺等危險行為時會給解救者本身帶來人身危險，還會對群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威脅，而群眾圍觀也會造成路段擁堵和秩序混亂，甚至不排除構成犯罪的可能。”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王天毅直言，類似直播行為在網絡上并不少見。

網絡直播內容觸碰道德底線，引發邊界探討

從直播單純的興趣愛好，到直播化妝吃飯，網絡直播如雨后春筍般野蠻生長。那些其貌不揚的素人，在屬于自己的空間里搖身一變，大秀口才；在形形色色的直播軟件中，打賞的禮物變現為主播帶來豐厚的回報，網絡直播正漸漸成為內容囊括人們日常生活娛樂、滲透到每一個生活細節的新媒體平臺。

與此同時，隱私的邊界被不斷拉扯到社會道德底線之下，不少網友深陷網絡直播的漩渦之中，圍觀奇葩，窺探隱私，從而慰藉自己的寂寞。

據艾瑞咨詢《2017中國泛娛樂直播用戶白皮書》顯示，泛娛樂直播用戶初次接觸直播的主要原因為推薦嘗新和內容引流兩類，而其中占比最高的原因是嘗試新鮮事物，比例高達29.8%。研究還表明，37.8%的用戶會因平臺內容質量下滑而更換平臺，超過70%的付費用戶打賞主播人數低于3人。由此可見，對于擁有20多萬網絡主播的直播行業而言，保持平臺的新鮮感對直播平臺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主播競爭相當激烈。

為了“博眼球”出位，網絡直播的底線逐漸失守。有一部分主播鋌而走險，公然挑戰社會公序良俗，甚至是作出非法的行為。在這種“眼球經濟”的背后，暗藏著外人所不能理解的邏輯與焦慮。因此，網絡直播的內容也變得“無孔不入”，比如，網絡直播跳樓、喂奶。

2016年3月，網名為“雪梨槍”的網絡女主播林某伙同他人錄制淫穢視頻吸引人氣，并借此牟利，法院判決其構成制造、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主播需要用自己的才藝和努力去爭取自己的粉絲，這和任何一種表演工作、任何一個行業的淘汰機制都是一樣。博眼球只能暫時被圍觀，而真正有內容且內容有價值的主播才會在這輪淘汰戰中生存下來。”某直播平臺負責人告訴記者。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寫，“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直播所具備的最真實最直接的體驗性，給用戶帶來足夠的想象空間和驚喜，但是，網絡直播的邊界問題逐漸引起業界的重視。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在直播實踐中，法律邊界是基本底線，首先要保證直播內容的合法性，禁止傳播色情、暴力、教唆犯罪等違法內容。此外，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對于網絡直播來說也尤為重要。

對于嘩眾取寵、吸引眼球進行醉駕直播、飆車直播等行為，王天毅認為，這類直播會給無辜路人和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極大的安全隱患，必須禁止。

內容涉黃宣傳招搖，未成年人易淪陷其中

隨著即時直播軟件的興起，不少曾經火爆朋友圈的延時類直播軟件優勢已經不再。這也意味著，直播平臺正在經歷大浪淘沙的過程。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在國內提供互聯網直播平臺服務的企業超過300家，且數量還在增長。”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此前向媒體公開透露。

有些直播平臺逐漸成為黑色交易集散地。伴隨著直播平臺衍生出的分享QQ群、賭博、詐騙等也開始活躍起來，許多地下涉黃直播平臺為了躲避監管，每隔一兩周就會更換一次平臺名稱。而網絡主播和觀眾通過QQ群、微信群等第三方平臺的聯系，可以及時轉入新直播平臺。

記者采訪獲悉，有些直播平臺觀眾魚龍混雜，并有向低齡化發展的趨勢。沈陽的王女士曾公開發帖表示，其00后的弟弟癡迷直播，白天上課睡覺，凌晨兩三點鐘觀看直播，且手機上裝有數個直播軟件。趁弟弟不注意，王女士隨即點開其中一個，發現均有主播裸露身體做不雅動作的畫面，并不斷向觀眾索要禮物。“希望國家能夠對涉黃直播加大打擊力度。”該女士呼吁。

“網絡直播中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要特別引起重視，可以建立網絡直播分級制度。”朱巍建議，在各大直播平臺可以設立允許未成年人進入觀看的區域和禁止未成年人觀看的區域，可以考慮按年齡段劃分未成年人可以觀看的直播內容，甚至對每日觀看的時長進行嚴格限制。

針對未成年人三觀尚未完全形成、具有較強的模仿性的特質，王天毅不無擔憂地說，一旦看多了負能量“爆棚”的直播，未成年人很容易在遇到挫折或者面對困難時受到一定的誘導，甚至走極端，這種負面的社會影響不可小覷。他建議，可以通過接入直播平臺實名認證等方式完善防沉迷系統，家長和學校也要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必要時可以開設法律課和興趣班等豐富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