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相親時代：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

新相親時代

平均算下來，每一分鐘里，國內有22對新人拿著戶口本走向民政局，進入婚姻生活；同時，8對夫妻在另外一個窗口簽下離婚協議。

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字，中國的結婚率和離婚率曲線漸漸逼近一個閉合的大于號。婚姻的圍墻之外，還有2億單身者。

袁圓和劉英蓮屬于2億人的“解救者”，她們一位供職于首都主打“高學歷、高收入、高顏值”的相親機構；一位在閩南老城區做了53年免費業余紅娘，號稱介紹成功4000多對，是新中國相親史的活化石。

2億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組成相親“擂臺”，知乎上“你相親遇到過哪些奇葩事”有900萬人關注；《中國式相親》節目首播就獲得全國同時段收視第二，僅次于《快樂大本營》，第二期馬上拿下第一，等到第三期網絡點擊量已經超過2億；而相親網站的巨頭之一百合網，盡管經歷了輿論風雨，如今的市值也有64億元。

人們自古歌頌愛情，卻未必認同相親，但“相親”這種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來從未有過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現代生活中滋生出迥異的價值觀和評判標準。它流傳至今，并且毫無疑問，還將繼續流傳下去。

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才會完美。”袁圓從亞當夏娃說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咨詢有限公司的紅娘主管和首席情感專家，見識過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欲望，她沒精確計算過，但“應該見過1000個相親故事”。

有人想找三觀正的，有人要五官正的；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高富帥”非要找資產上億或部級領導的女兒；有看著樸實的大姐非要找吳亦凡的外表、賀涵的內在，還要車技好、英語流利、家裝有品位、會聊天，“我說的話不能掉在地上”。

北京二環路邊的這間辦公室上空漂浮著密集的求偶信息，七夕當天深夜，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間里，紅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這些房間以“清華”“北大”“牛津”“劍橋”命名，當這位求偶者選擇“包成功”服務時，3萬元隨著pos機“吱吱”的聲音劃走，她將不斷被介紹認識男士，直到結婚為止。

袁圓把客戶分成很多類：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擇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時間用來打拼事業；有的工作圈子窄，資源少；有的曾經談了場不合適的戀愛，耽誤了青春；還有人花心，兜兜轉轉，一不小心就到了適婚年齡；也有因為性格、房子、兩人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諧等等因素離婚的人士。

“就跟企業融資一樣，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有的需要財務顧問。”一位觀望紅娘業務的金融從業者說。

“怎么和看文件選基金選包包一樣的感覺，機械化，條件匹配的審視，難道大齡一點就要到這步田地嗎？”有人對條條框框的個人信息和明碼標價的擇偶要求表達不滿，說相親的過程像招商。

創始人范陽君發現客戶的分布很有意思，國內名校畢業，就業集中選擇在金融和IT行業，收入顯著高，“反觀哈佛大學剛畢業的，做什么都有。”

這些人中，“7分的人認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們一方面期望對方有不錯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對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觀條件。學者也研究過這種現象，從個人層面來說，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奮斗、多享受，同時又害怕別人“惦記”自己的財物，用心不純。當這種個人層面的焦慮成為一種風潮時，恐怕就要從宏觀層面進行解釋了。

在一項調查中，當下中國青年群體希望自己在34歲時可以達到事業的成功，獲得最理想的經濟收入。按照這個年齡計算，一個碩士工作9年之后就要達到“人生巔峰”。希望更快獲得更多財富成為中國青年的集體焦慮，并且毫無保留地投射在婚戀問題上。

面對無力招架的焦慮，相當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質尋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圓的客戶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著對她說“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沒談過戀愛，是親戚幾家孩子里最優秀的，“別人都在看著我呢，找不好他們會瞧不起，找個差的就吃虧了。”有位女客戶羨慕身邊的閨蜜，這個找了個官二代，那個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紅娘對她說，“她們是她們，你是你。”

經過觀察和統計，袁圓的女客戶最看重對方職位、前途、收入、房、車、戶口，年收入30萬元在這個生態圈里算“挺一般的”；有房有車的話“四五十萬元也不錯”；七八十萬元才能歸為“收入高”。

在72歲的紅娘劉英蓮眼里，這算得上“天文數字”了。閩南老城中，考察單身青年物質牢靠性的指標之一，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只有一個人有也不好找。

“以前是找人過日子，現在是找房子找車子過日子。”有個小青年請劉英蓮介紹對象，她說這個女的有點丑，男方不樂意了，她又說對方挺有錢，男的馬上表示“可以見見”。

“這種人我就不想給他介紹。”劉英蓮在當地一個工藝美術廠工作了一輩子，是一種刺繡的非物質保護遺產傳人，沒出過遠門，保持著樸素和傳統的價值觀。

她說現在司機和廚師最不好找對象，“以前車少，人家都不會開車，開車的很好呀，現在說開車是奴才；以前嫁個廚師挺好的，會煮飯給自己吃，現在嫌棄廚師身上有味道。”人們現在喜歡找的是“干部、老師、辦廠的、開店的”。

男士在相親時最看重女士什么，顏值？不！

都市里的青年通過轉移注意力緩解孤獨，買卡通玩偶、做陶藝、認真上每一節私教課，精細計算每種食物的熱量，熱衷于跑步。有人說，科學研究表明，每個初夏的傍晚踏著風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當于談了一場微型戀愛。

積攢了整整一個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單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時候，迎來了一場大型失戀。下半年的日子不好過，國慶節、中秋節、光棍節、圣誕節，每個節日都是孤單的雙倍放大，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鐵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

“許多單身人士進入30歲的后期時，難免會開始反思，為什么自己沒有找一個伴侶安定下來，如果現在他們選擇結婚，是否會過得更開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單身男女，也會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單身社會》里說。還有一些人抱著復雜的心態來找紅娘，他們管相親叫廣結善緣。

經過長時間的猶豫和反復，在回答“男士在相親時最看重女士什么”這個問題時，袁圓把最終答案敲定為“年齡”，排在“顏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幾歲，劉強東可能就不會娶她。三十多歲談戀愛味道不一樣。”袁圓坐在私密的房間里，坦誠地說，“不過顏值即正義，有的男客戶說 ‘30歲以上千萬不要給我推，別給我困難戶’，但發了照片，長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過即便特別好看，年齡到了35歲以上，也懸，生育是個問題。”

單身就意味著35歲之后，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時都能聽到耳旁生物鐘的滴答作響，提醒著她們，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倒計時在父母的耳邊加倍放大，許多中國父母希望孩子在讀書時不要早戀，工作后能立馬結婚生娃。課堂上沒人教他們如何愛與被愛，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一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在找袁圓時緊張得直搓裙角。談起事業她眉飛色舞，但與男士溝通常常說一些打擊人的話。她穿著套裝，頭發包在腦后，“顯得太老了”，袁圓建議她戴隱形眼鏡，化點妝。

“很多人缺乏愛的能力，也不懂得愛，帶著小女孩的幻想去相親。”袁圓說。這些人向往著浪漫主義的愛情，就像愛情有一種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實現等一切的途徑。

某互聯網平臺基于5萬用戶的《中國人婚戀態度調查報告》結果顯示，七成網友后悔結婚。“結婚又不是趕集，結得越快，婚后會后悔的幾率也就越大。”認識一個月之內就結婚的人中，三成“經常后悔”，遠遠高出了其他人。

“我還沒嫁出去，我不少同學都已經將人生過出了好幾部電視劇的量了：裸婚、斗小三、離婚、再嫁、生小孩、生二孩。”有網友在知乎上評論。

適婚青年的父輩大多習慣在年輕時結婚，而死亡才是終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在他們眼中，單身被視為自戀、社會道德崩壞以及公共生活銳減的現象。

過年前后，劉英蓮所在的城市迎來相親熱潮。當地星巴克的店員證實，常有七八個人一起涌進店里，那是家人帶著兒女來相親的，如果聊得好，過一會兒大人會走，兒女可以繼續聊；聊得不好，就一拍兩散，“非常現實”。

陳柏安又一次為了女兒的事來找劉英蓮。他的女兒33歲了，劉英蓮給她介紹了10年，沒成功。“我們會催啊，女兒不是很著急。她要對方有房子、有工作、會賺錢，不能比我們家差。”陳柏安有時想想，女兒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賺錢就少矛盾，家里出矛盾都是經濟矛盾，沒有錢就會因為這個吵。”

還有的母親想到女兒28歲還沒出嫁就哭，女兒沒有歸宿，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劉英蓮幫這家人的女兒說了媒，媽媽高興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

學者把這個現象歸咎于不完善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讓父母對自己以及子女未來的生活充滿擔憂，對將來有可能出現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恐懼，這就促使他們在婚姻市場上尋求“攀高枝”的可能。

陳柏安和愛人的結識也是通過相親，那個年代，頭次見面往往到介紹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媒人兩邊問，相處好了就去電影院公園，“以前要自行車，現在要汽車，水漲船高，都是一樣的。”

現在女兒和人相處，先加微信，“還是面對面接觸比較好，微信里哪句話你講的我不愛聽，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談判，當面講還能解釋。”在現代人的線上聊天語境下，男士第一句發“我可以認識你嗎”或者“你在干嗎”可能會被認為是無趣和愚蠢的體現。

見面也有講究，袁圓常常建議客戶第一次見面約在紅娘的辦公室，“請吃飯會有很多問題，有對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執意帶女生去吃火鍋，席間談的都是股票投資，吃完男生自己打個滴滴走了，女生就覺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有的男士請女士吃飯，沒看上，覺得花錢太多，虧了；也有人覺得花幾千元能跟女神共進晚餐也值；女士說隨便吃一個，有的男士覺得她沒品位，吃個貴的，又覺得她虛榮。

“有特別漂亮的姑娘，第一次見面就在商場里買買買，男的樂意為她買單。女生待人接物讓人舒服，長得又好看，情商又高，不會給人壓力，男的特別容易為這種女生當備胎。有個北大男孩，做金融的，長期給人當備胎，以為我在你身后等著就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