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刷單詐騙隨互聯網經濟“飛速發展”

鄧躍光的做法，在日漸瘋狂的“互聯網+”生態中，其實有不少后來人。

與他的做法基本“前后腳”，2015年8月,陸某開始在朋友王某經營的水果店大量刷單，憑空獲利。

在這些虛假交易當中，他通過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平臺向王某的水果店支付200元,付款后不僅所付款項能夠退回,而且水果店還會額外退付70元。店主王某說，他的水果店接入了移動支付,并參與了第三方支付平臺發起的返利活動,顧客在買水果時通過手機付款,支付平臺向顧客提供返利。

原本是平臺要增加使用客戶的人數，水果店也可實現銷量,消費者也直接受益。但是卻被人鉆了空子：王某發動店內員工、朋友、老鄉,通過微信朋友圈,讓朋友在指定時間段刷二維碼,將200元錢支付到自己店里賬號上,騙取返利后再歸還“客戶”的錢。這種極隱蔽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大量使用，2000多次虛假交易就騙取了第三方支付平臺26萬多元。

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里，網約車平臺也開始明顯為刷單所苦。本來是要在真實約車行為的前提下補貼給乘客和司機的巨額資金，被刷單軟件輕易套取。

去年2月，海淀區檢察院在全國范圍內最早起訴了利用“滴滴打車”軟件進行刷單套現的被告人常某，此人在2015年短短幾個月，通過刷單軟件，虛構打車交易，將從網約車平臺領取的優惠券向其控制下的司機賬戶支付，最后提現完成套現，在短短幾個月內，通過刷單非法獲利1萬余元。

這段時間里，滴滴公司的后臺監控數據發現，有很多訂單通過優惠券支付，司機接單頻率很高，而且每單金額都恰好和優惠券相等或略高，乘客下單使用的手機號IP地址相同，手機IMEI串號相同，通過觀察訂單司機的行駛軌跡，下車地點均為虛擬。滴滴公司于是報了警。去年五月，常某被海淀法院判刑6個月。

趨勢

從刷單賺勞務費到刷單騙網店等級

記者從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和網安總隊了解到，涉及到“刷單”問題的犯罪，最初一般局限于簡單的刷單詐騙，但是隨著互聯網經濟日益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刷單”本身也有了質的變化。

據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十支隊反電信詐騙專業民警介紹，最早的刷單一般是假稱為網店刷單賺取勞務費，誘使網民以自身資金購買某種并不存在的貨品，前幾筆小額交易，會在網民支付后立即退款，并給予一定所謂的“勞務費”，在后期受害者支付了大額款項后，騙子突然卷款消失。

這一類騙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誘惑性，是因為“刷單”本身的確真實存在，而且對相當多的網店店主們來說，也是個迫切需求。正是這個“需求”，讓上鉤的網民們覺得“它具備相當大的合理性”。

在淘寶經營網店多年的店主高先生告訴記者，網店評級是按照交易單數，交易單數越多，評級越高。“網購的顧客選擇店鋪，一定會找評級高的，經營時間長的，否則會對交易過程不放心，對產品質量有擔憂。”他說，實際上對于經營時間很長的店主而言，并沒有通過刷單去提升評級的需求，顧客只要看這個店開設了很久，商品一直在售，而且也有正常評價就足夠了。但是對于新開的店鋪，“刷單”是個很難抗拒的誘惑。

鄧躍光在庭審中，也對電商平臺大張撻伐了一番。“我們的上級叫 店小二 ，經常給我們排名，只有排名靠前才能享受資源，在平臺搞活動的時候，把店鋪往前排。要是店里東西賣不出去， 小二 什么資源都不給我們。可是新品上市，要是沒有評價，就一直沒人買，我們只能自買自賣，先弄幾個評價，才能吸引真實客戶購買。可自買自賣一旦被發現，就得被罰款。不刷單，有排名系統逼著，刷單，就可能會被罰款，我們也兩難啊！”

解讀

定罪關鍵詞：

“虛假交易”

北京市中洲律師事務所于德華律師認為，鄧躍光詐騙案屬于典型的訴辯分歧案件，一般來說庭審交鋒會較為激烈。

站在辯方立場上，他和其他刷單的人一樣，都是利用既有規則的漏洞實施了他們的行為。“規則是提前定好的，他通過不合法的手段，繞過了系統的限制，但是也在規則范圍內，獲取的利益。若是站在辯護人的角度上，這樣的行為似乎也可以歸類為民事關系中的 不當得利 。”

而鄧躍光在庭上，則屢次強調“給了商品好評才能獲得獎勵券，這種最高級別用戶發出的好評，在現實世界中相當于名人給某一款商品做的廣告，對平臺而言，也是提升它的信譽度。”

但同時于德華律師也指出，在很多涉及到“不當得利”概念的訴訟中，被訴“不當得利”的一方并沒有實施過直接、主動、追求不當得利的行為。

“比如你匯款，錯匯到他人賬戶上，對方又不肯返還，你現在來追討，這樣是要訴對方不當得利。但是，對方并沒有主動誘使你錯匯到他的賬上。”他強調，在此類案件當中，被告人的“虛假交易”行為，是最后被法院定罪的硬傷。

于德華律師說，這種詐騙行為，虛構了或者隱瞞了事實，讓對方產生誤解，并且利用這種誤解，非法獲得對方財產。商家和某些個人明知刷空單不符合預先設定的規則，但是能通過某些手段繞過限制，制造交易假象，這還是在使用欺騙的方法占有他人財產。“刷單騙優惠，鉆的是電商平臺、網約車平臺的制度空子，行騙者固然有他的問題，但是對于這些平臺來說，在技術上和制度設計上，也確實有提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