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因為受害者身中74刀，趙宏林和他的同事當時懷疑，這可能是起“仇殺”案件，兇手可能與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專案組調查了死者的社會關系，還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戶做調查，都沒有發現可疑對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當地稱得上是“富人階層”，“財殺”是專案組考慮的另一種可能。但隨即他們就否定了這一推測：一枚嶄新的金手鐲還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沒有丟失任何財物。

那時趙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闖進死者家中的人，正是為財而來。

溜出學校后，宋成走到網吧門口才發現，自己沒帶夠上網的錢。當時是晚上7點多，離晚自習放學還有一個小時，他開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氳著熱烘烘的濕氣。但后來想到當晚，宋成卻記得：“我一直覺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覺是冬天。”

他家的小區距離案發現場只有不到300米?？煲郊視r，他穿過那條每天都要經過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這個地方他再熟悉不過，他清楚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著那盞燈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樣”。

后來，他記不清楚，是小說里的“俠盜”刺激了他，還是因為沒錢上網的尷尬，在那間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筆”的想法，想搞點兒錢。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圍欄外的花壇上，向內觀察。忽然，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少年聽見一個女人的叫喊聲。他轉過身，幾乎與女人面對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還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誰，你在干什么？’”宋成回憶說，那一刻自己的腦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過是“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宋成在指認犯罪現場時，跪倒在受害人家門前 

多年以來，對父親權威的恐懼和臉面的成全讓他擁有了一種條件反射：“我做所有錯事，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會怎樣？”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訊問室里，說起那種恐懼感，然后把臉埋在手掌里，失聲痛哭。

他說這種恐懼感來自于“父親沉重的愛”和“害怕讓父親失望的壓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親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都會被他視為污點”。

母親給他洗的衣服，父親如果覺得不好，會再給他洗一遍。中學時，父親常常請班主任吃飯了解他的情況。大學時，每學期父母都會到宿舍，為他鋪上一床新被子。

“他們的舉止都很端莊，為人也很正派，我爸媽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頓了幾秒，又肯定地重復了一遍，“對，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記憶中，他想和父親親近，“但不知怎么親近”。他從來沒跟父親有過任何雙向的“交流”。每次做錯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聽父親講“至少兩個小時不重樣的道理”。

甚至，大學選什么專業、畢業做什么工作、和誰結婚、要不要生孩子這些事，都來自“父親的安排或要求。”

“他這樣會讓我覺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樣做。”宋成的肩膀，披著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動著，“我必須接受這些，否則他就會很傷心。”

后來，面對父親，他學會了“演戲”。他說自己即使不樂意，笑一笑也不過是“扯動一下嘴角而已”。

4

在大規模排查和有針對性的調查都沒有結果后，警方的疑點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發前的午后，受害人本來和王伯官一起在鄉下的工廠里，后來王伯官以“孫女沒人照看”為理由讓司機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區。這個做法讓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懷疑。

案發前40分鐘，受害人曾接到兒子的電話，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飯。如果她沒有準備晚飯，而是聽了兒子的話，或許就能躲過那場厄運，躲過那個扒在她家院墻欄桿外的男孩。

事實上，15歲的男孩連院子也沒進去，根據他后來的回憶，聽到受害人的呼喊時，他正站在一團陰影里，原本他可以沿著小巷，舒展年輕健壯的雙腿，就此跑掉，跑進另一種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讓她別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換來的卻是更響亮的“救命”聲。他說自己腦子里全是“聲音太大，聲音太大”，連刀子是什么時候捅上去的都不記得。

在陷入回憶的時候，他仍覺得當時腦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沒覺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見，被人知道——一個名校優等生，逃課、上網、扒別墅院子欄桿，根本解釋不清楚。他繞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邊捅邊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沒有了力氣，女人沒有了聲音。

14年后，在接受審訊時，宋成哭著說起對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懺悔。當他戴著手銬腳鐐，被警方押著指認現場時，曾跪倒在那間院落門前，無法抬起頭來。與當年那個安靜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腳鐐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他聽到身邊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罵，有人向他沖過來，被警察攔下。

說起這一切的時候，他看起來有點神思恍惚，還時不時閉上眼，身體輕微顫抖。他說這一切就像在做夢，就像當年的那個夜晚一樣。

留給受害者家屬的沒有夢境，只有冷冰冰的現實。

在宋成從高中到大學畢業的這7年間，曾經在泰興風光無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就連他的子女也有點相信父親“雇兇殺人”的傳言，“父子父女間總有種說不清的隔閡。”

事發后，死者一家人都搬離了原來的那棟房子。7年間，院子里、房頂上長滿了雜草。因為妻子遇害時，王伯官待在廠子里，他便發誓，案子一天不結，就一天不回廠房。沒過幾年，這家曾經的明星企業就宣告破產。

刑警趙宏林和裝滿物證的鐵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鬢角冒出白發，物證柜表面也出現片片銹蝕。但他始終沒放下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靜地懷揣著那些現場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證據。

這14年間，泰興公安局每年都會把這起案子“過上兩遍”。與此同時，全國公安系統的DNA信息庫也在迅速擴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鑒定實驗室，泰興公安局刑事技術科的警員從鐵皮柜里取出那兩滴血跡樣本，趙宏林還記得血跡顏色已經發暗，散發著“發霉和腐臭”的味道。

盡管如此，技術人員還是重新找到了隱藏在這兩滴血跡上的那串密碼。以后的每天早上，這串密碼都會被拿來與信息庫進行比對。不管是當年參與辦案的趙宏林，還是剛剛進入警隊的新警員，都靜靜等待著密碼匹配成功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