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律師撤銷殘疾證

對于未來，馬斐然心里有著一個美好的規劃。她想先把身體調理好，如今她飽受頸椎病的困擾，而且身體明顯發福。然后，她想擺脫母親的控制，不要“困在家里的牢籠”。對于困擾她多年的殘疾證，她恨不得立即撤銷。她告訴記者，已經委托了律師，還有志愿者和媒體的協助，最近就要進行第三方精神病鑒定。如果鑒定結果自己沒有精神病，那么她的未來將一片光明。

馬斐然最想進入唱片公司工作，憑借她多年對音樂的熱愛和積累的音樂知識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待遇不好也沒關系，至少有了屬于自己的事業。

臨近中午，馬斐然決定換一家酒店。退房的過程中，她也沒和記者客氣：“哪位帥哥幫我拎著行李？”馬斐然有些調侃地說，她的“行李”除了挎包外，就是那六瓶礦泉水了。

鄰居說

小時候很安靜后來很少見

記者在馬斐然家樓下見到了幾位鄰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爺告訴記者，她對馬斐然小時候印象挺好，小女孩挺安靜的，經常和她父親下樓遛狗。后來聽說馬斐然去國外留學了，當時她父親特別驕傲，還和鄰居們說女兒年薪30萬歐元。后來聽說馬斐然生病了，但究竟得了什么病并不清楚，而且就很少見到馬斐然外出了。

對于馬斐然的父母，另一位大爺告訴記者，馬父喜歡打麻將，馬母退休比較早，以前喜歡跳舞，但最近忙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室友說

性格外向大方比較聊得來

劉晶(化名)是馬斐然武漢大學曾經的室友，她記憶中的馬斐然性格外向、大方，而且非常好學。

“喜歡學英語、唱歌、吉他、心理學，學了很多東西，也常在寢室大聲唱歌。求知欲望強烈，非常愿意去學習其他領域的事情。”據劉晶回憶，馬斐然和寢室內的同學相處的還不錯，她性格比較獨立，在大三的時候就搬出了寢室，之后在上課的時候碰到，還是會一起聊天。有比較強烈的和人交流、聊天的欲望，大家和她也都比較聊得來。

她回憶，大三的時候，馬斐然搬出了原先居住的湖濱宿舍區，借住到了播音主持專業位于楓園的宿舍區。理由是那里空房間比較多，方便她安靜地學習和練習聲樂。馬斐然到香港讀研究生之后，和寢室同學的聯系就很少了。劉晶聽其他在香港的同學說，她研究生畢業后到了德國繼續深造。后來聽國外的校友說，馬斐然因為眼睛出現問題已經回國。

2016年上半年，馬斐然和劉晶取得了聯系。“她說是通過我的QQ號找到我的微信，然后我把她拉進了宿舍群和班級群，這樣才慢慢和大家恢復了聯絡。”剛聯系上的時候，正好是班級籌備畢業10周年的聚會，當時馬斐然還和同學們說要一起到武漢聚一聚。“大概一個月以后，她和我們說被爸媽抓起來，強制去看病，前前后后溝通了好幾次。后來有一天她說她逃到北京去了，住旅館沒有錢，寢室的幾個同學就一起給她湊了些錢。”這次事件之后，馬斐然再次與同學失去聯系，幾個月后，她解釋說被爸媽抓回天津，“被關到醫院里面去了。”

馬斐然父母

對于女兒病因這么多年也沒弄明白

距離馬斐然居住酒店20公里外，紅橋區一處老式居民樓里，住著馬斐然的父母。記者到的時候，屬地街道的工作人員正在了解馬斐然一家的情況。屋里的擺設簡單，一張大圓桌上擺著還沒來得及收拾的午餐。馬斐然的母親楊女士站在桌旁，提起網上關于這件事的帖子，她一肚子的委屈變成了兩行熱淚。“沒想到孩子會這么說我。”楊女士反復說了幾次。

楊女士說，女兒上大學的時候和常人一樣，可自從把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后，女兒就像變了一個人——她經常在屋里吵鬧，和父母大聲說話，還多次說想換一處房子。可家里條件不好，夫妻倆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給女兒買藥看病。說起這些的時候，楊女士再次流淚。服用藥物后，女兒就會好很多，她就喜歡在屋里看書。

楊女士帶記者走進了馬斐然的臥室：一張雙人床被各種書籍占據了一半，一個發舊的抱抱熊占據了馬斐然的位置。一本《完全音樂理論教程》，書頁上有折疊的痕跡，馬斐然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標記。

說起閨女的成績，馬斐然的母親頓時顯得有些驕傲。她告訴記者，女兒的成績一直很好，拿過很多證書，去香港和國外讀過書，看的書也特別多。

“看她那樣，我也著急啊。”馬斐然的母親說，“誰不疼自己的孩子啊……”她第三次流淚了。女兒此次離家之后，手機不接，微信也不回，她顯得很擔心，不知道女兒在外面過得怎么樣。街道辦的工作人員說，可以通過民警提供的信息找到馬斐然居住的酒店，她當即表示，愿意接女兒回家。

馬斐然的父親話并不多，他對記者說，希望女兒得到社會認可，能有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如果有組織或個人能夠為女兒提供第三方鑒定，還是希望女兒能夠重新鑒定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如果證明女兒沒有病，我們都會為她高興；如果她真的有病，我們也會讓她好好治療，盡早恢復健康”。

對于女兒的病因，馬斐然的父母這么多年也一直沒弄明白，女兒上大學時好好的，自從將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后就像變了一個人。

安定醫院

三次住院治療在醫院待了9個多月

7月4日，記者來到了馬斐然曾接受治療的天津市安定醫院。在心境障礙十科，記者見到了從馬斐然第一次住院就了解其情況的王立娜主任。王立娜向記者還原了馬斐然的診斷和治療過程。

2011年3月，馬斐然的父親和姑姑第一次把她送到了安定醫院就診，并且向醫院提供了馬斐然之前的病史。“當時家屬向醫院出示了她在香港明德醫院的診斷報告和治療情況及在天津中醫一附屬的診斷報告復印件，當時診斷報告顯示馬斐然為精神分裂癥。”隨后醫院對馬斐然進行了診斷，在馬斐然的診斷情況報告中看到，馬斐然精神狀態為非血統妄想和現實脫離妄想等癥狀。然后馬斐然辦理了住院，在醫院住院治療97天，情況好轉后出院。

2012年11月份，馬斐然再次在安定醫院住院治療。王立娜回憶，當時馬斐然被送到醫院時，她的父母向醫院提供的情況顯示，在上次出院后馬斐然獨自前往了韓國，在韓國的這段時間里，馬斐然懷疑自己被跟蹤、居住的地方也被監控。后來她被大使館和韓國的一家醫療組織救助，然后遣送回國，回國以后就到了醫院進行住院治療。其中，在韓國時救助她的醫療組織也出具了診斷報告，并對其使用了相關的藥物。

當時安定醫院發現，馬斐然營養不良、電解質紊亂。診斷后認為，馬斐然有被害妄想癥，認為父母不是親生，同時有精力旺盛、言辭夸大、情緒旺盛等情況，屬明顯的躁狂癥的癥狀。所以第二次診斷報告中填寫的馬斐然癥狀為伴精神病癥狀的躁狂發作。隨后進行了為期90天的住院治療，在癥狀好轉以后辦理了出院。

王立娜說，在2015年10月初，馬斐然的姑姑來醫院開精神異常證明，稱因為馬斐然去廣西北海市買了兩套房子，并透支信用卡交了訂金。她的父母得知情況后，趕去了廣西想退還訂金，但是必須要醫院開具的證明。當年10月份，馬斐然和父母回到天津后，來醫院進行了第三次住院治療。其父母還給醫生看了馬斐然當時在北海某醫院進行了9天的住院治療證明和治療精神方面的用藥情況。記者在就診記錄里看到，馬斐然第三次住院后，經過了92天的治療后出院。

“馬斐然在住院期間，沒有發病時會和普通人一樣，并且馬斐然是個很安靜的姑娘，比較喜歡看書，也很懂禮貌。但是在發病時，她精神會很亢奮，不喜歡睡覺，情感高漲，并且在住院部里打抱不平，為各個病人向醫生申訴。”王立娜告訴記者，馬斐然最近的一次取藥時間是2017年6月19日，她本人及父母基本上兩周到四周的時間回來醫院拿一次藥。在她的印象中還有幾次是馬斐然自己來醫院拿藥。

律師

尚未接受正式委托

鑒定無法繞開父母

6月底，馬斐然只身來到位于東馬路的得安律師事務所，找到主任王增強律師，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希望王律師可以幫助她摘掉“二級精神殘疾”的帽子。

據王增強律師回憶，當時是馬斐然主動聯系了他，“她是獨自一人來的律師事務所，和我講述了她這些年的經歷，具體內容和帖子里的內容差不多。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只能通過與她交流進行初步的直觀判斷，她的語言能力沒有問題，表述非常清晰，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助她找到權威的鑒定機構，重新進行精神鑒定，撤銷殘疾證。”王律師說，“但是精神疾病是非常復雜的，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很難直觀判斷她是否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既然她是通過程序取得了殘疾證，那么也需要走程序來注銷殘疾證。”

針對馬斐然提出的訴求，目前得安律師事務所對她提供了援助性質的法律咨詢服務。不過，馬斐然與得安律師事務所之間并沒有簽訂正式的委托協議。“我們咨詢了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在內的幾家司法鑒定機構，對馬斐然的精神殘疾進行重新鑒定需要公檢法機構出具委托書。”王律師說，因為馬斐然事件并沒有進入司法程序，所以暫時拿不到委托書，事務所也無權確定鑒定的具體時間。

馬斐然向記者講述，她曾在2016年“逃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填寫了一張精神鑒定申請表，但鑒定需要她的監護人簽字。而她的父親并沒有為馬斐然簽字，也就沒有實現。“無論是醫院出具的醫療鑒定，還是通過訴訟程序進行司法鑒定，都無法繞過她的監護人。”王增強律師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強調，對馬斐然進行的法律援助和咨詢，都是建立在她所述皆為事實的基礎上。從法律上來講，她有二級精神殘疾，她獨立簽署的文件不能說絕對無效，但是效力也要打個問號。因此她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委托協議，也需要監護人的簽字才能實現。

“現在需要進入訴訟程序，才可能拿到法院的委托鑒定書。但是目前沒有她父母的簽字，我們目前沒有建立委托，也是因為她的獨立委托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到法院‘訴’什么也是個問題。所以下一步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做。目前馬斐然沒有起訴她的父母的訴求，主要訴求還是鑒定自己有沒有精神疾病。但無論起訴還是鑒定，都繞不開她的父母。”王增強律師解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