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九曲，夭矯如龍。昂首北上而后俯沖南下，隨后迤邐向東傾注大海。帶走了萬仞黃土，也鋪散了千里平原。

天地玄黃，是中華的底色，亦是華夏兒女引以為豪的肌膚的顏色。在這片厚重而又廣闊的黃土地上，炎黃子孫代代繁衍，放眼望去，每一寸土地上都藏著無數的故事；用心傾聽，穿越了千年的黃河號子依然振聾發聵。

這片黃土地上從來不缺乏美麗的故事：黃帝文化的發源、仰韶文化的興盛、夏商周文化的核心……3000年前，何尊在烈焰中誕生，鑄在它心腹中的銘文“宅茲中國”奠定了中原地區“天地之中”的位置。

2020年5月7日，又一個沉睡了數千年的遺址經過十多年的挖掘與研究之后驚艷出世——鄭州雙槐樹遺址。

雙槐樹遺址 圖自中原網

專家贊嘆：這是打開黃河流域文明起源的關鍵鑰匙！這里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這是黃河文化之根、華夏文明之魂，是“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于此！

專家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

專家們一致認為，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初期階段，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其社會發展模式、承載的思想觀念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所承襲和發揚，5000多年中華文明正是賴此主根脈延續不斷、瓜瓞綿綿。

盡管已實地考察數次，83歲的李伯謙仍不舍得錯過任何一次近距離查看河洛古國細節的機會。春夏之交，炎熱感已十分明顯，老先生在地勢高低不平的遺址區來回奔走，看起來殊為不易。

“我來六七次了，今天看了還是挺激動，真是太重要了。”他興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學者亦是如此，頻頻相互交流意見。作為備受推崇的權威專家，他們走遍大江南北，看過的文明古跡不計其數，卻對河洛古國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國填補了一個重要空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時15年，在遼河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地都發現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級都邑遺址，顯示出文明化進程加速的傾向，但中原地區卻沒發現，我感覺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時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過硬的考古資料。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它如何起源發展備受關注。與此同時，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說法長期不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2001年，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個由國家支持的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啟動了，這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歷程。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紅山、凌家灘、石峁等古國文明璀璨奪目，地處中原的河南地區卻沒有此階段的重大發現，給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社會發展“相對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現了“中原地區文明洼地現象”的說法。

“我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實際情況，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是以河南為中心，所以鼓勵一些機構開展相關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王巍說。

雙槐樹遺址位于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處于河洛文化中心區。站在遺址高處，黃河兩岸風光盡收眼底。遺址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跡、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跡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河洛古國的地理位置和所處時代太重要了，伊洛匯流后在這里匯入黃河，遺址呈現出的景象與內涵，契合了《易經》‘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記載。”李伯謙認為，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

如果說將遺址與某一歷史時期對照還為時尚早，那么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及所處時代無不凸顯了其在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應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黃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這是一處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周邊的青臺、汪溝和洛陽的蘇羊、土門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王巍說。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河洛古國宏大的建筑規模，嚴謹有序的布局，所表現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北斗九星與“天下第一”的關聯以及其他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襲傳承，中華文明的主根脈愈加清晰。

以往國內大部分學者雖然肯定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認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從夏代才開始的，并不贊同更早的時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國的發現可能將改變這一認知。

“雙槐樹遺址發掘的意義在于，實證了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河洛地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這一階段，文化上的中國已經形成雛形，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確確是黃河文化之根，堪稱“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背后的奧妙

關于河洛古國，顧萬發最津津樂道的，是一處用陶罐模擬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遺跡。這處遺跡的發現，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幾位了解個中詳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語，“要是在別人手里，很可能就錯過了”。

49歲的顧萬發是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曾三次擔任雙槐樹遺址的發掘領隊。在發掘過程中，他注重對天文、祭祀、宗教、禮制等“形而上”遺跡現象的研究，得到專家們高度評價。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等認為，精神文明的考古過去長期被忽視，它恰恰是體現中華文明特質的最重要方面。

在雙槐樹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內，記者看到了用九個陶罐擺放成北斗星形狀的天文遺跡。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員一一貼上了數字標號。如果沒有顧萬發深入淺出又妙趣橫生的講解，很難想象這看似平淡無奇的場景所蘊含的無窮奧妙。

“北斗九星遺跡有政治禮儀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達自己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天象授時觀’，用以觀察節氣、指導農業。”顧萬發如此概括，背后豐富的細節卻比這句嚴謹的總結有趣得多。

首先需要明白北斗九星天文遺跡所處的特殊位置。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可以簡單理解為貴族居住的區域，在居址區的南部，兩道370多米長的圍墻與北部內壕合圍形成了一個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結構，尤其是圍墻東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專家視為中國最早甕城的雛形。

甕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設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門外或內側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河洛古國的中心居址區已有典型的甕城建筑結構，可見居住者非同一般。這里發現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間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個房子面積達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屬于豪宅。擺成北斗星形狀的九個陶罐就是在這所房子前面的門廊發現的。

在北斗九星遺跡上端，北極附近——古人認為北極是天的中心，還有一頭首向南并朝著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種神奇的動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傳統，大部分鹿類在夏天脫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脫角，所以統治者把麋鹿脫角視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與一年最重要的節氣冬至關聯。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說法，指龍虎鹿三神獸，它們是幫助神巫上天的橋。顧萬發認為，麋鹿也應有鹿蹻的意思。

可以想象這樣一個5000多年前的畫面：九個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當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動時，就仿佛騎在麋鹿身上，向諸部落氏族表達自己才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專家推測，這應該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諳習巫術和天文的古國首領，以這種方式設計自己的居室實際是在神化自己。

北斗九星天文遺跡的發現，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當時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顆如今已看不到的星，專家推測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圖》記載：“黃帝治，景星見于北斗也。”也就是說，在北斗附近出現景星的時候是黃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時代。這九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目前相關研究還在進行中，如果情況屬實，將是對世界天文學史的巨大貢獻。

顧萬發及其團隊之所以能順利確認北斗九星遺跡，離不開他主持發掘的另一處遺址——青臺遺址，那里也發現有陶罐擺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圖案。青臺遺址位于河南滎陽，與河洛古國屬于時代近似的文化遺存，發現的“北斗九星”標志物大小與天體實際亮度基本一致，用現代天文學軟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確。同時還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區，尤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圜丘形天壇遺跡，殊為難得。

專家們認為，雙槐樹遺址連同青臺的“北斗九星”遺跡、天壇圜丘及有關建筑，既是科學的天文遺跡，也明顯具有特殊的人文含義。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禮儀化思維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已經形成，可以認為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