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國還發現了國寶級的文物——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絲綢實物一起，實證了5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養蠶繅絲。

這件藝術品長6.4厘米，寬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頭部組合明晰，和現代的家蠶極為相似，同時背部凸起，頭昂尾翹，與蠶吐絲或即將吐絲時的造型高度契合。

這是迄今發現的仰韶時期與養蠶及絲綢起源相關聯的、比較直觀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牙雕蠶的發現，對顧萬發而言別具意義，因為雙槐樹遺址的發掘初衷就是尋找絲綢之源。

“絲綢和玉都是中華文明的高端代表，關于玉的研究和發現很多，絲綢少有人關注。絲綢這種高科技產物的產生，一定有相應的社會理念和人力物力財力做支撐，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謂‘中原文明洼地’的問題就解決了。”顧萬發說，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區沒東西，從氣候、環境、資源和傳說等各方面看都沒道理。

正是在這種理念驅使下，加上從考古科研角度呼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展了“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鄭州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考古發掘項目，對鄭州周邊相關遺址進行全面的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

隨著河南滎陽的汪溝遺址、青臺遺址、鄭州西南郊區的黃崗寺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發現，一個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質的大型聚落集團面貌逐漸清晰，形成了黃帝時期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區。

不久前，研究人員在汪溝遺址出土甕棺里的頭蓋骨附著物和甕底土樣中，檢測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蠶絲殘留物，這是目前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絲織品，令學術界大為振奮。

這些絲綢是用來包裹亡童下葬的。事實上，鄭州地區的仰韶文化聚落群發現好幾處蠶絲裹著孩童放在甕棺里。為什么死后要裹蠶衣？因為當時的人們希望死后像蠶破繭飛天一樣復活。孩童的甕棺也多為小口尖底瓶，形似蠶蛹，體現了先民對蠶神的崇拜。

“誰都想死了以后變神仙，中華文明古老樸素的修行思想在這個時候相對成熟了，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辦法去實現。”顧萬發推測，也許正是因為原始崇拜，先民才會去馴化野蠶，使用蠶絲，牙雕蠶說明他們已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

甚至可以說，當時的絲綢技術已趨于成熟。在汪溝遺址的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染色處理。為防止掉色，先民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后稱熟絲，這塊羅也是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熟絲絲綢織品。

其實，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全國許多地方都開始關注蠶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山西西陰村遺址發掘出半個蠶繭；河南省淅川縣下王崗遺址，曾出土陶捏的蠶蛹；陜西寶雞的一處遺址還發現了陶器上的彩繪蠶。而中原地區不僅關注蠶，還關注蠶絲。

“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為發達，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雙槐樹為首的聚落，全國其他地方卻沒有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發現。”李伯謙認為，從這一角度講，以雙槐樹遺址為首的黃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的時代最早的代表。

墓葬區透露的文明發展模式

河洛古國還發現許多被后世承襲的文化傳統或社會觀念，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不曾中斷。

遺址內發現3處墓葬區，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均呈排狀分布。墓葬為東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向西。其中一個墓葬區早期主體被遺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條圍溝圍成一個獨立的區域，應是中國早期帝王陵寢兆域制度的雛形。

發掘單位已與北京大學等12個權威學術機構開展合作，對人的來源、疾病、遷徙、食譜、人地關系、古DNA等問題予以研究。專家們認為，對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處在文明起源關鍵時間階段、位于黃河流域中心區域的聚落集團的人的問題的綜合研究，將為華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問題提供最為豐富的單體資料。

目前，初步獲得一些有意思的發現，生活在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體力活，因為上肢極不發達。同時，男性的基因穩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來源非常廣泛復雜，由此不難產生一些大膽的聯想。

“更特別的是，雙槐樹遺址的墓葬里隨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規模很大、等級很高，里面也沒多少東西，在全國范圍內都屬于特例。”顧萬發說，這可能跟中原地區的喪葬思想有關，首領掌握軍事權和祭祀權，但宗教色彩不濃郁，不主張把生前的東西帶到死后世界，這也是其延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代表性觀點有“滿天星斗說”“相互作用圈說”“重瓣花朵說”“文明起源模式論”等。“文明起源模式論”的提出者李伯謙認為，河洛古國的一系列考古成果，為探討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重視民生，發展農桑，重視傳宗接代和社會長治久安，不過分地把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投入社會再生產。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社會所繼承和發揚，成為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領性的主流發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中華文明的根和魂在這里，其他地方文化斷了，沒有延續下來。”為了幫助理解，李伯謙略帶調侃地解釋，很多地方推崇神權，整天拜鬼拜神影響工作，還把好東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獻給神靈，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此外，河洛古國已體現出兼容并蓄的文化傳統，表明中華文明從起源階段就具備開放包容的特性。

遺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許多外來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壺具備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組合中出現的大量雙腹器，如雙腹盆、雙腹豆、雙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屬于屈家嶺文化因素；還可以看到雙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崗文化折腹杯、松澤文化折肩折腹壺、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這些器物充分證明，河洛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聯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認為，中原地區具有居中的地理優勢，有利于文化匯聚和輻射，當時的中原先民對外來文化采取主動吸收而非排斥的態度，這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謎底

河洛古國吸引人一再探訪，足以顯示值得探究玩味的現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曉確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幾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有關于黃帝時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記載，唐代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記載，“黃帝將亡則地裂”，表明發生了地震，黃帝部落就遷走了。巧合的是，在雙槐樹遺址發現了多處地震引發的裂縫遺跡。

地裂縫遺跡發現于遺址內壕和中壕東南部解剖溝內，呈東西條狀，錯亂交叉，縫內有淤積黃土，還有明顯的地層錯位現象。北京大學相關專家現場確認，認為可能是地震引發的裂縫，且震級在6.0級以上。

遺址的三重環壕也有深意。從空中俯瞰，雙槐樹遺址被內壕、中壕、外壕三重寬大的環壕圍繞，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并均有對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難想到，這些壕溝除了防御外敵入侵的功能，可能還具備禮儀性質。

“三這個數字在古代可以與昆侖聯系，因為昆侖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經常采用三重，屬于高端的禮制建筑。”顧萬發說，這三重環壕并非在同一時間建成，因為建設周期太長，但是在聚落繁盛時期是共存的，這種規制也是判斷遺址具有高等級性質的重要證據。

還有一處特殊遺跡，專家們至今難以定性。該遺跡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現存多排，已發現100多米，采用了當時中國最為先進的土木工藝法式——版筑法，類似現代鋪地板磚，而且使用跨度很長，可能是一處公共場所，這種布局頗有“前殿后寢”的樣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合天命而治的禮儀性思維、具有引領性的文明發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等，雙槐樹遺址所表現的這些內涵，以及種種被后世王朝文明承襲和發揚的現象，足以表明5000年中華文明主根脈可追溯于此。相信隨著考古人員的努力，河洛古國更多豐富的內涵將逐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