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一直備受關注，關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問題，也時常引發討論。“相比上世紀七十年代，現代未成年人的心智更加成熟，鑒于目前犯罪日漸低齡化的現狀，下調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擬提交議案，建議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第十七條第二、三款作出修改，調整我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從原來的十四周歲下調為十三周歲。

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手法殘忍

2019年10月20日，13歲大連男孩蔡某某將在同小區內居住10歲女孩小琪（化名）殺害，并拋尸灌木叢。后因蔡某某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其進行3年收容教養。這個事件曾引發是否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

昨日上午，該案的民事訴訟部分開庭，被告蔡某某家屬無一人出庭，法院將擇期宣判。小琪的母親表示，賠償之外，她更希望得到加害人家屬的道歉。

“近年來，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事例時有發生，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法殘忍、惡劣、觸目驚心。”肖勝方說，他印象很深的一個案子是2015年11月，19歲的韋某減刑保釋后在廣州市番禺區殺害一名11歲女孩。而2010年，韋某于家鄉廣西掐死一名男孩，因未滿14周歲而未負刑事責任，2011年韋某又持刀傷害一名小女孩，獲刑6年。

根據刑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屬于絕對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無論實施何種行為都不構成犯罪。這自1979年刑法規定以來，一直沿用至今。”肖勝方表示，雖然說這樣的規定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義務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普及，未成年人的心智相比于40年前的未成年人，有很大改變。而每一起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犯下惡性案件的出現，都曾引發過關于刑法“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爭論。

建議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肖勝方在議案中提到，從刑法意義上講，確定刑事責任年齡起點的最主要因素是人的主觀意識上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即意識和意志因素，而辨認和控制能力的提高有賴于生理和心理狀況的成熟。

他表示，14周歲刑事責任年齡起點的確定，對于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兒童發育狀況也許是適合的，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兒童營養結構的改善，兒童生理和心理狀況的成熟也加快，辨認和控制能力也有較大提高。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呈現上升趨勢，越來越多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而且暴力、惡性犯罪屢見不鮮。”肖勝方說，有鑒于此議案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規定提出了幾個立法修正建議。

首先，將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起點由原先的14周歲降低到13周歲，降低1周歲，即修改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修改為“已滿十三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

其次，修改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修改為“已滿十三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007年的《〈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少年司法中的兒童權利》規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能低于12歲。”肖勝方表示，即使降低為13歲，在國際上也不算最低，目前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瑞士、新加坡為7歲，墨西哥、菲律賓為9歲，英國為10歲，土耳其、荷蘭為12歲，以色列、法國為13歲。

可以參考的是，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2003年修訂后的《少年犯條例》規定，未成年人負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界限為10歲。依照香港的法律規定，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10歲至14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時，首先推定其為不能辨別是非，只有在控方有證據證明該行為人有犯罪意圖的情況下，才能否定有罪的推定，從而認定其有刑事責任能力，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現有懲戒措施 無法達到威懾作用

“降低到13周歲，符合當前社會發展進程。”肖勝方在議案中表示，十三周歲的少年基本已經完成小學教育，就讀初中，其已具備相當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已能夠理解其實施行為的性質和意義。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許多未成年人12-13歲左右就身材高大，大腦發育較快，面貌成熟。

此外，未成年人的心理發育普遍出現早熟現象。一方面，由于電視機、互聯網、新媒體的影響，當下的未成年人更容易獲得豐富的知識，了解新鮮的事物，能更快地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但同時也會接收到負面信息，進而影響其心理發育。另一方面，學校對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加強了重視，因此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會相應提前。

“現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年齡越來越小，犯罪低齡化趨勢愈發凸顯。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也在變大，手段殘忍，嚴重危害社會的穩定、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肖勝方表示，由于未達到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通過收容教養或者經濟補償等方式予以懲罰。但是這樣的懲處對受害人而言是極其不公的，且根本無法達到安撫受害人及其家屬的作用。

“這樣的做法還可能造成未成年人有恃無恐地繼續實施危害社會行為，同時會使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受到質疑，從而失去法律的示警功能和威懾作用。”肖勝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