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促進法將民營企業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任務直接關聯，凸顯了民營經濟重要地位。

民營經濟促進法將有效消除民營企業的顧慮和擔憂，充分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以法治確定性筑牢發展信心，讓廣大企業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大顯身手。

面對中美關稅戰、貿易戰，全球產業鏈深度調整，民營經濟促進法為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系統性法治保障，助力民營企業在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中破浪前行。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實施意義重大，它構筑起抵御外部風險的制度防線，通過系統性法治保障為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保駕護航，助力其在波濤洶涌的國際環境中乘風破浪。”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咨詢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李華香在接受《中國經濟微觀察?專家談》欄目采訪時表示。

近年來，受全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正經歷深度調整與變革。

李華香表示，民營經濟促進法主要從三方面為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支撐：

一是知識產權保護是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法寶，尤其在中美經貿關系中，民營經濟促進法為民營企業海外知識產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合規經營是民營企業扎根海外的基石，有助于民營企業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提升國際形象和競爭力；

三是海外利益保障是民營企業安心“出海”的關鍵，確保民營企業在復雜國際形勢下能夠放心地拓展國際市場。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更需要大國擔當。

李華香認為，民營經濟促進法對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有助于激活內需市場，做強國內大循環，通過保障民營企業平等參與政府采購、招投標、支持民企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和重大工程等，釋放民間投資潛力。

例如，從投資數據看，一系列政策舉措為民營企業創造公平營商環境，民間投資由上年全年下降轉為增長，2025年一季度同比增長0.4%。其中，一季度制造業民間投資同比增長9.7%，基礎設施民間投資增長9.3%，均快于各自領域平均增速。這些數據顯示出民營企業正成為內需升級的重要動力。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促進法有助于提升國際循環“能級”，增強全球競爭力，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法治保障。

例如，從進出口數據看，一季度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同比增長5.8%，快于全部進出口額增速；占全部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升到56.8%，持續保持最大進出口主體地位。其中，出口工業機器人增長67.4%，高端機床增長16.4%，民營企業進出口高技術產品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通過強化海外知識產權保護和國際合規支持，法律為民營企業突破技術封鎖、融入全球價值鏈提供了制度支撐。

“民營經濟促進法還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兩重’建設和‘兩新’工作，以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李華香表示，該法律通過完善權益保障機制增強民營企業發展信心，通過確立平等對待原則確保市場機會平等，通過細化職責分工凝聚發展合力。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含金量”同樣體現在現實針對性上。

為解決民營企業“不敢投、不愿投”的顧慮，民營經濟促進法提出了暢通溝通渠道、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強化權益保障等關鍵性條款，以法治確定性筑牢發展信心，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李華香認為，上述制度舉措將有效消除民營企業的后顧之憂，讓企業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共享發展改革成果。

她還表示，相較國際通行規則，民營經濟促進法具有三大中國特色：

一是制度創新。將“兩個毫不動搖”上升為法治原則。法律首次將“兩個毫不動搖”寫入總則，明確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

二是政策協同。構建“法律+產業+金融”立體化支持網絡。國外同類法律多注重單一政策支持，而我國法律構建了“1+N”政策協同體系：在產業協同方面，2025年推出3萬億元優質項目，民營企業在工業設備更新、回收循環利用領域資金占比超80%；在金融協同方面，建立融資擔保風險共擔機制，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不高于1%的低費率擔保，風險由政銀擔三方按比例分擔。

三是治理平衡。兼顧市場效率與社會責任。國際規則多強調市場自由，而我國法律將優秀企業家精神與社會責任納入法治框架，引導民營企業堅定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中國式現代化的促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