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張照片，流傳得很廣。

一張是華為的任正非排隊等出租。它被攝于今年4月16日，當晚臨近十一點，72歲的任正非在上海虹橋機場，獨自拉著拉桿箱，排隊等候出租車，身后沒有一位助理。

另一張是娃哈哈的宗慶后坐動車二等座。這是圣誕節前的事情，有人在動車G2365的二等車廂里偶遇宗慶后，據說他目前一年的花費僅僅只有五萬元。

任、宗兩先生，分別出生于1944年和1945年，都到了有人該給他們優先排隊和讓座的年紀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均身價顯赫，任先生管理著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宗先生在首富榜上梅開三度。

課堂上，有同學問我，你怎么看。

我說，如果是我，有司機接，不會去排隊等出租，有商務座，干嘛坐二等座。

2

任何行為都可以進行動機解釋。我沒有當面詢問過任、宗兩先生，就只好兀自猜想，排出四類動機。

第一類動機是被迫性的。

比如，恰巧那天司機跑錯機場了，任先生一生氣就自己去排隊等車，或者他有一個必須及時趕到的約會，再或者，他不知道還有一個叫滴滴的叫車工具，也許知道，也許不會用。

而宗先生坐二等座，也許是商務座的票被搶光了，秘書同學沒有能力弄到一張票，于是，獻上膝蓋，辛苦老板。

第二類動機是表演性的。

如果是這樣，那就要在 PR（公關策劃）的范疇內去討論了。

第三類動機是隨機性的。

任先生和宗先生都是隨性之人，他們并沒有覺得排隊等出租或坐二等座是多么突兀的事情，如果有司機來接或能坐商務座，當然最好，如果沒有，多挪幾腳，權當散步，坐坐二等座，還能逗鄰座的孩子玩。

第四類動機是道德主動性。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自律性行為，他們認為，無論權勢多大，身價多高，都應該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能節約一分，絕不只省五厘，將自己對物質的追求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而這種行為的本身，又帶有宣示的效應，他們將以此要求于自己的部屬，乃至示范于自己所在的階層。

值得展開討論的，當然是第四類動機，因為這兩張照片所激起的熱烈反響，只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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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宗兩先生都出生于戰亂年代，及至青春，不幸遭遇文革，文攻武衛，上山下鄉，大把曼妙時光亂擲于荒唐之中。他們各自創業的時間，都是1987年，均日近西斜，年過不惑。而且，他們的起點都非常卑微，一個是不起眼的貿易公司，一個是偏居小巷的校辦工廠。

于是，歲月的殘酷，遲到的機遇，行業的慘烈，都在他們的性格中狠狠地烙上了狼性的一面。

在潛意識中，他們有與生俱來的末日感和危機感，對勝利抱持不惜一切代價的兇猛勁，惟有成功，以及持續的成功、再成功，方可以報復歲月對他們青春的剝奪。這些個性，造就了成吉思汗式的一代人物。

與此同時，青年時代的價值觀教育，更是讓他們成為集體主義和威權主義的信徒，對紀律的強調，對權力的迷戀，對個性的鄙棄，對家庭生活的輕視，成為性格中無法剝離的部分。

這一代人對自己那么狠，大抵是因為年輕的時候，那個時代對他們太狠了。

絕大多數企業的發展史及其公司文化，基本上是創始人的青年閱歷和性格的投影，華為和娃哈哈也不例外。

這一代人自有非常讓人敬重的地方，任、宗兩先生在實業上的堅持，在戰略、營銷及管理上的創見，都是中國企業界寶貴的財富。可是，他們的生活觀和職場觀，卻不應該、也無法被繼承下來。

新一代的經營者——也是當今中國企業世界的中堅力量，大多生長于1990年代之后的商業文明時期。對他們而言，意識形態斗爭和短缺經濟只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他們與這個時代兩不相欠。

在他們的人生之中，投身商業僅僅是生命價值實現的一部分，而絕不是全部。相對于抽象的“集體利益”，個人的價值更多的是以職務行為和股權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兩者并無大小先后之分。

企業家的道德責任，與個人品性無關，更多的體現在彼得·德魯克所提示的四個方面：是否生產優質的商品，是否善待員工，是否合法納稅，是否成為社區與大自然的融洽者。

在日常生活層面上，他們尊重物質文化，學會符合身份的消費，懂得用金錢去交換時間、犒勞自己和表達感恩。對優質服務及商品的購買及享用，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既不應該以奢靡的行為激怒其他階層的民眾，也沒有必要刻意地拒絕物質享受。他們善待他人，亦同時善待自己。

因此在我看來，對任、宗兩先生的行為進行道德層面上的熱烈解讀，容易誤導出一種不合時宜的生活觀和職場觀，從而遮蔽了企業家的真實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