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商業和政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兩個領域具有不同的行為規則和方式。特朗普是個成功的商人，經商長達半個世紀。從商業轉向政治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簡單地把商業規則應用到政治領域，政治領域包括外交領域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商業往往發生在私人領域，但所有政治都具有公共性，私人性和公共性就是一對深刻的矛盾。例如，如果把商業談判方式應用到政治外交談判，國家利益概念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都要發生變化。這也產生著不確定性。

第四，特殊的決策機制。特朗普可以說是一位“民主的專制者”。他是由選舉產生，是民主的產物；但他同時不想通過傳統的民主方式施行權力。他試圖超越現存官僚結構，創造其自身的權力機制，而現存官僚機構只是作配合的角色。執掌總統職位以來，特朗普已經創造了一些非正式的權力運作機制，并且成為主導性權力機制。這無論對內政還是外交，都制造出很多不確定性來。現在連美國人本身也很難理解國家的權力機制的運作。

第五，特朗普的政治哲學。特朗普的政治哲學可能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特朗普并不愚蠢，至少不會像美國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的愚蠢。他有哲學觀，只是人們可能對之嗤之以鼻，不想去認識其哲學觀罷了。一本新出版的親特朗普或者同情特朗普的新雜志《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就是討論特朗普的政治哲學的。

特朗普也非常認同其戰略家班農的見識，班農認為，美國面臨“三大敵人”，即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華爾街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個看法也得到美國很多人的認同。也可以相信，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會在一定程度上圍繞著這些概念進行和展開。

從以上幾個視角來看，如果不發生重大事變，南海問題很難成為其外交的重點。中國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在在南海問題上已經處于比較主動的地位。如果處理得當，也不見得再有其他國家像過去幾年的菲律賓那樣來挑戰中國。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已經在快速調整菲律賓的中國政策。在過去幾年和中國的對抗中，菲律賓什么也沒有得到。在對抗中，中國已經表明為了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會不惜一切代價；但同時也表明，對抗會是兩敗俱傷。

美國會繼續干預南海問題

杜特爾特希望通過改善和中國的關系，借此獲得比對抗中國更大的利益。同時，諸多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柬埔寨、老撾、泰國等開始逐漸向中國作調整。不過，這些并不表明美國會不關切南海問題了。實際上的情形可能是：美國既不會停止在南海的活動，但也不太可能在南海投入太多的精力和財力。

這是由幾個重要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亞太地區對于美國的重要性。亞太地區在今后很長時間里一直會是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歷史地看，一個國家的地緣政治重心，會跟隨世界經濟重心而轉移。美國絕不會放棄亞洲這個經濟增長極的。實際上，隨著歐洲出現問題，從經濟上說，美國越來越像一個亞太國家。在亞洲，美國的深刻擔憂是被中國“趕出”或者“擠出”。為了避免這個命運，美國必須尋找在亞洲生存和發展的“點”和“面”。南海問題就是少數幾個重要的“點”。

第二，美國對“航行自由”的關切。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一直抓住“航行自由”不放。這方面，美國對中國有很多的誤解，認為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是擴張主義，甚至是帝國主義的表現。美國沒有（或者故意沒有）看到中國的行為，僅僅是在回應其他國家（例如越南和菲律賓）的行為。中國并沒有要借助南海搞擴張主義。盡管是“誤解”，但這種“誤解”會繼續影響美國的南海政策。

第三，霸權的恐懼。任何一個霸權，無論是區域的還是全球性的，都有一個深刻的恐懼，那就是，哪一天自己會被另一國家所取代，美國也如此。美國早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唯一的、有可能取代美國國際霸權地位的國家。美國的判斷沒有錯，中國必將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但美國誤判了，無論從文化價值還是歷史經驗來說，中國無意充當區域霸權，更不用說是全球性霸權了。但不管怎么樣，基于這個認識，美國不僅不會離開南海，而且會時常借題發揮，干預南海問題，為中國制造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