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兩部國產劇《歡樂頌》、《小別離》的熱播，也讓城市“新中產”成為熱門話題。2017年初，中央統戰部宣傳辦發布消息稱，當前我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總體規模約為7200萬人。盡管這一階層很容易被定位為“中產”，但接受央視采訪時，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卻認為自己收入水平、資產總量和消費水平還達不到中產階層。

2017年1月，發表在半月談網的一篇文章描繪了他們的生活圖景：“多畢業于知名高校，從事體面的職業，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熱愛知識和學習，追求有品質的消費和體驗;這又是一個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員的健康都是他們焦慮的來源。”

回顧2016，我們將目光投向他們，講述他們“掙扎在懸浮狀態”的焦慮與彷徨，記錄他們為夢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奮斗與期盼。

“哎，不能撿，這個我們不要了噢。”周霖拉過85歲老母親的右手，抽出一張花花綠綠的傳單，扔回垃圾桶里。母親左手緊緊拉著她。“乖哦。”周霖伸手理理母親的鬢角，牽著她繼續散步。母親嘿嘿一笑，望著垃圾桶，一步三回頭地跟上。

相似的場景一路重復了三四次。周霖今年60歲，是母親唯一的獨生女。三年前，母親被確診為阿茲海默癥（即民間俗稱的“老年癡呆癥”）中晚期。

周霖帶著母親外出旅行。 采訪對象供圖

“水深火熱”

“包包呢？”出門散步前，周霖問母親。母親樂呵呵地從沙發上翻出一個小包斜挎好。包里有一個老式手機，簡單撥號設置為周霖的號碼。還有一串記錄了母親基本情況和住址的名牌，和一個小小的衛星定位跟蹤器。

周霖打開自己的手機搗鼓了兩下，屏幕上出現地圖和兩條藍色的線——跟蹤器會記錄母親早晨在小區內散步的線路，如果超出周霖設定的小區范圍，就會響起警報。她打開另一個軟件，指著門上的感應器：“這個也是，只要開關門都會記錄，我們都能知道。”

家里的空調上方安裝了攝像頭，臥室和廚房也各有一個。這些智能產品都是兒子周祎安裝的。

周祎是獨子，生于1982年，周霖在政府機關上班，響應計生號召只生了周祎一個。后來重組家庭，丈夫也帶了一個兒子，家里才算有了兩個小孩。

作為母親唯一的女兒和孩子的母親，年過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慮。

母親從2015年春天開始情緒失控，變著花樣指責、辱罵家人，在家見什么扔什么，把東西往人身上砸，誰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罵，拳打腳踢。“甚至咬我、向我吐口水。”周霖回憶起當時的日子，用“水深火熱”來形容。

那時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覺得這輩子我可能完了，要被母親折磨死。”安眠藥吃了兩年，直到現在，不吃就睡不著覺。丈夫本來身體也不太好，這一來幾乎郁悶到了抑郁的地步。兒子周祎那時還遠在國外工作。

“我只能孤軍奮戰。”她說。母親住院，別人家五六個子女輪流來守，她一個人，24小時陪在床邊，心力交瘁。恰逢單位組織體檢，醫生通知她說，體內可能存在惡性包塊，需要進一步復查。周霖腦海里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謝天謝地，這下可以早死早解脫了。”

民政部《2015年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2億，占總人口的16.1%——按時間推算，這批人正是“獨生子女政策”的踐行者。

在周霖看來，自己如今經歷的，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下一代因政策而批量出現的獨生子女所要面臨的。她因而分外體諒兒子：“我以后要是老年癡呆，送養老院，一點兒都不要含糊。”丈夫也說，堅決不要再給下一代添負擔。

丈夫的父親在峨眉山腳下的養老院住，一個月2000元錢，有人給送飯送藥，洗澡洗衣，周霖一家每月都會去探望。“很多人不理解，好像把父母送到養老院是不孝、大逆不道。但沒有這個（照顧）能力的時候，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周霖神情嚴肅。

根據衛計委等部門的指導意見，國家養老服務的基本原則是：對多數老年人，以社區和居家養老為主 ；對有需求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以機構為依托，做好康復護理服務，著力保障特殊困難老年人的健康養老服務需求。

2015年5月，周祎回國，召集所有人為外婆制定了特殊護理方案。考慮到老人常年獨自生活的習慣，兩代人舉全家之力又買了一套房給老人住，與周霖家只隔一棟樓。此前周霖給周祎買的婚房也在同一個小區。周祎覺得母親很有遠見：“可以相互照應，也不會說太近，住在一起產生代際沖突。”

說起照應，他想到的總是外婆。與父母早早為自己做好打算不同，他總覺得父母還沒老，也沒有正兒八經地考慮過如何照顧的問題。“也不知道該怎么計劃。我只能跟他們講，你們現在就是要把身體弄好，你們要吃保健品，我去給你們買……你們身體好了，我就輕松一點。”

如今照顧外婆主要還是由母親負責，他少有壓力。父母開明，住得又近，他對未來也沒有太多擔憂。想到背井離鄉去大城市打拼的獨生子女，周祎感慨自己幸運：“這種事他們肯定是需要權衡（是否回家照顧老人）的，有可能回家的話就真的什么都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