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祎在陪外婆做手工貼畫，他每天晚飯后都來看望外婆。簡單的手工和益智活動有助于鍛煉大腦，控制外婆的病情。 采訪對象供圖

“很想在她身邊”

說到“需要權衡”，何倩正在苦惱中。

她剛在上海交了買房的首付，拍到車牌。待了十年的公司即將上市，豐厚的回報近在眼前。2002年大學畢業后到上海奮斗至今，一切眼看著要走上正軌了。

命運讓她措手不及。2015年底，母親突發腦梗，待病情好轉回了家，就再也想不起要給女兒打電話。

身在異鄉，電話是傳達親情的主要媒介，盡管可以打回去，但在何倩的感覺里：“突然之間，母愛就停止了。”

事情比她想得更壞。2016新年伊始，母親的短期記憶越來越差，何倩飛回昆明帶母親去神經內科檢查，確診為血管源性認知障礙。

醫生說，平均壽命還能有4年左右。何倩覺得天都要塌了：“我媽才60出頭的人，怎么會那么快？！”

父親受打擊更大，總是一遍遍對她說，母親在腦梗一周前還好好的，整天參加各種活動“不著家”。“他沒有說他‘受不了’，沒有說這三個字，就是春節那時候天天對著我哭。” 何倩想起來就心酸。

那是個噩夢般的春節。父母睡覺后，何倩關了燈，靜靜躺在冰涼的地板上。“整個人已經麻木了。我就要這樣躺著，好像自己飄在空中的感覺，放棄了，對我自己不做控制了。太難受，受不了……”

節后回上海，車里放著古典音樂，她開始默默流淚，漸漸哭出聲音斷斷續續的，到后來壓抑不住地往外溢，最后干脆把車停在路邊，嚎啕大哭，直到喘不過氣也睜不開眼。

這還不是最壞。5月，母親晚上起夜時腦梗第二次發作，摔了一跤，右腳踝骨骨折。此后走路、站立日漸困難，半年后終于臥床不起。

早在春節期間，何倩就把昆明的養老院都跑了個遍，始終覺得不夠滿意，又請人上門護理，每月4000元。但母親覺得家里來了陌生人，沒有安全感，總是兇，讓他們滾。護工不到一年就換了7個。

平日里終究還是靠父親。每天早晨天剛亮，他就要起床，買早飯，給妻子換洗尿布，然后帶她去做康復治療，一忙一整天。妻子大小便失禁后，收拾整理、洗尿片的活兒，護工都是帶著口罩、手套，全副武裝。“我就不戴了。”何倩父親說。

身心卻實在疲憊。他退休前是政府機關的干部，朋友多，人緣也好，退休后仍有不少社交活動，妻子一生病都中斷了。妻子臥床后，挪動全靠人抱。12月底何倩回去時，發現父親患上了腰肌勞損。

與何倩母親一樣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稱為“失能老人”。有研究稱，到 2020 年，中國失能老年人口將達到 2185 萬人 。而一份十城市萬名老年人養老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被訪者自評經濟狀況為大致夠用，但對“居家養老服務”的需求較大，高齡、空巢和失能老人是其中需求較高的人群 。

何倩很揪心。她不知道母親的病情何時會惡化，更擔心父親扛不住身心壓力。由于至今未婚，在“被催婚”這件事上，她曾與父親冷戰過很長一段時間。如今恨不得一天打三次電話，打完了，心里的焦慮感才會降低一點。這讓她跟爸爸的關系“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緊密”。

有時她會想，如果有兄弟姐妹，總有一個人能陪著父母，或許會好很多。在家時偶爾表弟表妹來幫襯一把，她覺得差別很大：“哪怕不幫，跟他們說看著點兒你姑姑，我能出個門，也能解決一大半問題。”

父親也說，孩子多肯定要好一點，“但也不能那么絕對，只能說相對。（如果）小孩不懂事，不爭氣，那生的再多也沒用。”

何倩出生于1979年，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那時剛剛提倡“只生一個好”，如果要生第二個也完全可以，但何倩父母商量以后，一致決定要一個。“我們這一代人，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爹媽，是在時代當中比較特殊的一群人。（何倩媽媽年輕時）上山下鄉做知青，我是工農兵第一屆大學生……響應國家號召，只生一個子女，應該說在當時是必須的，（也覺得）有意義。”何倩父親說。

現在何倩每個月向公司請假三天，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間。為了省錢，都買最晚的機票，深夜抵達后租車開回家。白天就開車帶母親出門散心，找更好的康復機構。幾番折騰，最近一次來回后，她自己也發了高燒。

然而依舊杯水車薪。飛機上的三小時是何倩唯一覺得“暫時和人間脫離”，沒有壓力的時光。更多時候，她心里充滿擔憂和愧疚：“我對我母親其實是沒有陪伴的。很想在她身邊。”

她想過把父母接來上海，也調查了許多養老院，還想過把房子賣了去租兩套，每天下班陪他們。可康復治療開銷不小，轉醫保手續也很麻煩。更重要的是，父親習慣了在云南的生活，朋友們的關心和支持對他是極大的安慰，來到上海對他的精神狀態未必有好處。

“我還跟他說，每個月放他三天假，跟我現在一樣，讓他回云南找朋友喝酒聊天。”何倩一面考慮著，一面又自我否定：“但我能來回折騰，因為我是年輕人，他恐怕不行。”

母親生病后，家里的角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變成了父親，拿主意做決定。我爸變成了我媽，從被照顧的變成照顧人的。我媽變成了孩子。”何倩嘆口氣。

全家的未來擺在她面前，等著她拿主意：回家，還是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