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拔頭籌，北京緊隨其后

沒有意外，上海和北京兩個直轄市2016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突破了5萬大關。

上海以54305元位居首，北京以52530元緊隨其后，排在第二位。而在2015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867元，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8458元。當時這兩個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接近5萬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亮眼，并不意味著上海和北京的GDP總量就一定最高。排名顯示，2016年上海的GDP總量是27466.2億元，排名第11位；北京的GDP總量是24899.3億元，排名第12位。

接下來的問題是：GDP總量不是最大的上海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何以有如此出彩的表現？

袁鋼明給出了答案：“農村人口的數量和富裕程度是決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兩個重要因素。上海和北京兩個直轄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之所以高，主要是這兩個城市的城鎮人口比較多；雖然這兩個城市也有郊區和農村，但是農村人口的數量不大，而且農村人口相對比較富裕。凡是農村人口多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就會受影響。”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2月25日發布的《北京市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72.9萬人；在常住人口中，城鎮人口1879.6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86.5%。

雖然沒有直接公布農村人口，但是簡單計算大概得出北京常住的農村人口是293.3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僅為13.5%。

對比人口大省河南省，其在GDP總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名足以說明問題。

河南省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河南省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全省2015年年末總人口為10722萬人，常住人口9480萬人；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4441萬人，占46.85%，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39萬人，占53.15%。

河南的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盡管2016年河南的GDP總量史無前例達到了40160.01億元，排名第五位，但是由于農村人口眾多，2016年河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8443.08元，與全國23821元平均水平還相差了5377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排名第24位。

除了人口結構因素，袁鋼明認為，京滬的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而現代服務業正是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業。從這個角度說，京滬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跟現代服務業從業人群整體收入高有關，正是現代服務業拉高了京滬的人均收入水平。

此外，《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發現，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萬元大關的有6個省份：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蘇、廣東。3個是GDP排名靠前的經濟大省，3個是直轄市。這并非巧合。

“這6個省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數據已經把中國的城鄉差距問題反映出來了。經濟強省的城鄉差距相對比較小，而上海、北京、天津由于是直轄市，農村人口比較少，低收入人口所占比重小，相應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高。但是，西部省份的情況就不容樂觀，目前西部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仍較大，城鄉差距甚至達到了3倍。”袁鋼明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建議，國家應該重點解決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使其均等化。

浙江斬獲季軍：發展均衡，含金量最高

2016年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可圈可點。

2016年浙江的GDP總量與廣東、江蘇、山東相比，有著不小的差距。2016年浙江的GDP總量為46485億元，排名第四位；與排名第一的廣東相差33027億元，與排名第三的山東也相差了20523億元。

但是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越了直轄市天津，僅落后于上海、北京兩個直轄市。

2016年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8529元，位居第三位，正在向“4萬元俱樂部”沖刺。不僅如此，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比也是全國各省份中最低的，差距最小的。

在數據上呈現出的這抹“新亮色”，跟經濟新常態下浙江的轉型升級在不斷向“縱深推進”有關。

浙江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近日發布的《2016年浙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浙江第一產業增加值1966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20518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24001億元，分別增長2.7%、5.8%和9.4%，第三產業對GDP的增長貢獻率為62.9%。

浙江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跟北京、上海有著“同工之妙”，這就不難理解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何以跟上海、北京一起站到了第一陣營。

下面這組數據更具說服力。在2016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1%，占規模以上工業的40.1%，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率為68.5%；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0.9%；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8.6%；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物聯網、海洋新興產業、生物產業、核電關聯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21.2%、16.0%、8.3%和7.9%。

可以說，作為中國首個將信息經濟作為戰略行動提出的省份，浙江的信息經濟也正在改變著浙江的經濟基因，并逐漸接過引領浙江經濟增長的“接力棒”。

信息經濟正是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業114777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04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10元。

從分布上看，浙江恰好是這些高收入行業最為集中的地區。

不僅如此，《2016年浙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浙江每百戶居民家庭擁有家用汽車45.2輛，平均近半家庭已經擁有汽車。這說明浙江藏富于民。

袁鋼明分析說， “浙江很多人創業意識比較強，形成了濃厚的營商氛圍，所以，浙江民營企業多，這些人收入也較高，能夠拉動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浙江不僅城市富裕，甚至連農村都富裕，是普遍富裕。在居民收入問題上，正在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有質量的‘共同富裕’之路，浙江的發展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GDP榜首廣東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排名第六位

廣東經濟總量最大，而居民的幸福感卻沒有達到“最強”。

廣東是第一經濟大省，經濟總量已經連續28年位居第一；盡管如此，廣東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非居首。2016年廣東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296元，排名第六位，與第二經濟大省的江蘇，仍相差了近2000元。

導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落后的原因，在袁鋼明看來主要是城鄉布局所致：“廣東不像北京、上海等城市貧富差異較小，廣東是一個區位經濟差異比較大而且多樣化的地方，不僅有廣大的農村，也有貧困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所以廣東雖然GDP總量最高，但要算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現相對就弱一些。”

但是，值得欣喜的是，2016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萬元大關，達到30296元。

廣東之后，下一個叩響3萬元大關的省份會是誰？

從排名來看，福建最為接近。2016年，福建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27608元，排名第七位，不出意外，在2017年很有可能突破3萬大關。

袁鋼明認同這個判斷：“福建不僅設有自貿區，還被定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 加上廈門目前處在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福建居民可支配收入追上3萬元，是觸手可及的事情，很快就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