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12月24日的暖心行動開發日上，兩位失獨母親在一起玩自拍。

“7斤2兩。”

《嘿，孩子》的劇組拍攝現場，聽到蔣雯麗飾演的失獨母親說到這個數字的時候，53歲的王衛國忍不住嚎啕大哭，“一陣心酸，我們家兒子出生的時候也是7斤2兩。”

2016年12月25日，圣誕節，與十幾位和自己有相同命運的失獨者聚在一起吃午飯時，王衛國談起了電視劇《嘿，孩子》在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拍攝時的情景，鏡頭臨時停在這個涕淚淋漓、長滿一排胡渣的中老年男人臉上足足幾分鐘，對于意外出現在劇里的一幕，王衛國說自己至今不敢去看。

無奈：“想換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

毛愛珍用手緊緊攥住一位正在哭泣的失獨母親的手。

2011年9月，王衛國的兒子因在網吧上網時意外昏厥、沒有得到及時搶救而離開人世，得知兒子噩耗的那一刻成為了王衛國一生的分水嶺。

回想兒子去世后的五年，王衛國說是死去活來的五年。與幾乎所有失獨者的感受一樣，他最怕的是過節，一切節日里鋪天蓋地的熱鬧只會讓他心生空落，“一到圣誕節，就會回想起當年跟他一塊過圣誕節的情景，我和孩子他媽帶他出去玩、給他買東西，一塊哄著他高興，現在偶爾走到中關村電子城，猛然看到一處地方，是兒子當初跟我一塊來買軟件的地兒，心里就馬上反應過來了，難受”。

在王衛國的心中，兒子就是自己形影不離的哥們，“我們老出去玩，他逗我玩，我也逗他玩，那會兒我騎摩托車載著他，去中關村、頤和園、圓明園，他就喊‘快點，快點，越快越好’，我說‘快什么呀，注意安全’！”

“他愛玩電腦，甭看那會他剛十幾歲，photoshop、繪聲繪影等各種工具玩得可溜了，我有時候自個搞不定就問他，”說起兒子，王衛國的語氣里盡是一個父親的自豪，“我們上了年紀，接觸電腦還是慢，要是弄著弄著出問題了，就想兒子呢？咯噔一下，不敢往下想了，當初有一陣，不自覺總喊出聲‘兒子，過來’！我就知道完了。”

也許是因為后繼無人，王衛國的生意也少了生氣。王衛國告訴京華時報前街一號記者，他自己研究了一款磁吸搭扣式汽車紗窗，“品牌也注冊了、專利也有了，現在市場需求也不少，但干了半截，很辛苦，最后也不知道把產業給誰？”與一般公司不同的是，這是王衛國一個人的公司，他只靠自己完成了公司注冊、產品設計、樣品制作等所有工序，“我不招員工，其實應該要招員工的。”

“自己做老板，也是一種無奈吧。”王衛國深知，失獨群體的心情不易穩定，而到別人的單位上班，就必須量力而行，“自己能不能正常起來？能不能把責任負起來？”王衛國如此拷問著自己，“掙工資的人，你頂一個攤，就得對人認真負責，做的事情不能誤事，如果心情不好，強挺著去做，容易造成工作閃失。”王衛國發現，身邊有些失獨者干不了多長時間，不是辭職就是被單位辭掉，“自個干點事，不受人約束，今兒心情好干點，明兒心情不好不干。”

生意場中保證人脈才能保證財脈，為了維持生意，王衛國有時不得不強迫自己跟社會接觸，而這個過程對幾乎切斷社會交往的失獨者來說卻往往是進退兩難，“像我們這樣的游離態家庭，出去人家心里難免會有一些猜測、會鬧矛盾，于是又不敢出去接觸人了，還得憋在家里頭，但是憋在家里頭、不出去接觸人，就做不了業務。”

即便是一個人的公司，王衛國依然要繳納殘保金，而他認為自己所在的群體其實也是殘疾人，只不過是心理殘疾。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尚善”）創始人叫毛愛珍，她在兒子尚于博因抑郁癥離世后，也成為了一位失獨母親。她從自己的切身體驗考慮，在所謂社會功能重建上，并不建議失獨群體一定要融入社會，“讓他們能夠得到平安、喜樂就不錯了，非要跟社會上的其他人在一起，在一起說些什么好呢？你和他們已經沒有交集的語言點了。”

毛愛珍坦承，兒子出事后，她斷絕了和原來小學、中學、工作單位的全部朋友的來往，生活圈子、社會關系結構全都變了，就好像從南方到北方。

有時她仍會被拉入某個舊群，盡管理解朋友的好意，“但是我現在的情況已經不適宜這群人，群里討論‘今天我兒子結婚了’、‘明天我兒子要找對象了’、‘我孩子要生孩子了’，你說我在里面干嘛？是點贊？是恭喜？這不現實，現在我保護我自己，不受到傷害，不是別人要故意傷害我，我現在的境況就是處處受傷害。”

“跟他們聊的話題聊不來了，往往他們聊的話題是最刺痛我們的，”接受京華時報前街一號記者采訪時，失獨母親李碧玉嘆了口氣，“我現在的朋友圈，把以前的同學、同事，幾乎都屏蔽了，我不愿意讓他們看到我現在的狀態。”2011年，李碧玉的兒子車禍離世，隨著兒子的離開，丈夫也與自己離婚，她一個人從內蒙古呼倫貝爾來到北京打工，“想換一個陌生的地方，在家里，每走到一個地方，每遇到一件事情，都會勾起你以往的回憶，特別傷心。像我們這種情況發生后，跟周邊的人都不講，就默默地搬出去，走了，就慢慢把自己隱蔽起來了。”

有媒體曾報道，失獨家庭的離婚率占一半以上。由于孩子是一個家庭的紐帶，當孩子離開后，原本穩固的家庭三角結構就失去平衡，巨大傷痛之下，雙方也容易成為刺激彼此的傷痛記憶，同時，夫妻雙方若一方尚有生育能力而另一方已無法生育，夫妻關系也很可能因此解除。

“女性絕育年齡比較早，有的人愿意放下對方，讓丈夫出去再找一個人、要一個孩子，包括女方也有這種權利。但是在這種群體里，好像有這個行為或有這個想法就是一種罪惡，整個群體就會看不起這個人、排擠這個人，認為TA薄情寡義。實際上，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讓對方走出去，是一種大度，沒什么不好，只是站的角度不同、立場不同、說的話不同。”王衛國感嘆，“有時候各奔東西了，也是好事，但是分開以后也不見得活得那么好，畢竟和原配生活了那么長時間，還是有情分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活法，現在到這地步了，索性順其自然、沒必要強求了。”

除了離開伴侶會遭受的道德譴責，離開孩子就不應該快樂的思維定勢成為失獨者的精神桎梏。

平日里，毛愛珍總會勸慰身邊的失獨群體：“我們已經這么苦了，就沒必要再給自己添苦惱了，一定要高高興興的，心結打開，行走于天地之間、體味各色人生，也是一種精神寄托。”盡管堅強背后仍是蒼涼與無奈，但唯有如此，才是對逝去孩子最好的緬懷。2015年冬天，毛愛珍在南極度過了她的圣誕節，站在冰天雪地上的她舉起一面寫著“關愛失獨·暖心行動”的白色旗幟，在天地間留下自己奮力一舞的瀟灑身影。

不過就算逃離了故土，逃離了處處都會觸景生情的熟悉過往，卻逃不過陌生城市里猝不及防撞入眼簾的相似身影。當李碧玉走在街上無意間看到與自己兒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時，最初幾乎一眼都不敢看，“心痛，現在好些了，有時看到像自己的，很想去抱一抱，心里很難受，但是老看怕人家孩子誤解，真想過去，牽牽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