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回歸

大理地處云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麗江，南靠普洱、臨滄，西及蒼山，面朝洱海，以低緯度高原季風氣候為主，溫和，干濕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將《天龍八部》三分之一場景放在大理的金庸這樣說。

“陽光總那么燦爛，天空是如此湛藍，永遠翠綠的蒼山，我愛藍色的洱海，散落著點點白帆。”歌手許巍在歌詞里這樣寫。

2014年，導演寧浩則直接將鏡頭對準了大理。電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機后，是洱海治愈了他。電影票房高達11。67億，其中出現的酒吧和客棧一躍成為網紅，插曲《去大理》成為很多人奔赴而來的助推器：“是不是對生活不太滿意，很久沒有笑過又不知為何，既然不快樂又不喜歡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嚴重霧霾或者‘逃離北上廣’的話題被提起，就會有很多人來問我在大理過得怎么樣。”去年舉家從北京搬到大理的寬寬坐在古城葉榆路一家有機餐廳里說。她穿著一身藍色棉布長裙，提一個小竹籃，戴著太陽帽，走到二樓露臺時頗有經驗地提醒我：“這里紫外線太強烈，過一會兒就曬黑了。”

寬寬出生于1983年，早年供職于媒體，后來創業做廣告公司，現在打理著一個擁有30萬粉絲的公眾號。對于大城市人頻繁的叨擾，她有點抱怨：“以前從北京到上海，換一換工作大家不會覺得怎么樣，但是來到大理后，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在思考，為什么從北京來到大理就變成了一個現象?為什么這個問題會變成一個問題?1970年代美國作家塞林格就跑到鄉下去，可見所謂的逃離，不是這個時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沒有驚天動地。我在這邊追求不到的東西，到那邊去追求，不是這么回事嗎?所以我覺得整個時代還是窮人思維，就是我怕缺什么，而不是我要追求什么。”

2015年年底，北京的霧霾讓寬寬感到崩潰：女兒基本無法出門，老人身體越來越糟糕……她趕緊帶他們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棧，北京天氣依然不見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寬寬曾考慮40歲之后離開北京，為此還考察過珠海、杭州等地，但連她自己也沒想到這一天會加速來臨。

寬寬被貼上了“逃離者”的標簽，成了北京和大理的連結點：不斷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斷有朋友表達移居大理的愿望，結果第一句話就是“大理現在房價如何”;不斷有朋友以觀望者的姿態問她：“逃離北上廣之后，你得到更多還是失去更多?”

客棧被關停之后，火剛暫時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戲稱自己從中產階級掉回了一無所有的貧下中農。參加一次大學同學聚會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嘆：“躋身為一二線城市的所謂中產，其代價恐怕冷暖自知，恐懼、迷茫，怕掉隊，怕變故，大學同學聚會，永恒的兩個話題：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挾著奔跑于未知和虛空，累啊。”

朋友圈配圖是一列黑白的地鐵，強光透過玻璃，打在幾張沒有表情的臉上。

洱海邊上，排污工程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今年年初，大理開啟洱海搶救模式，內容包括流域“兩違”整治、村鎮“兩污”整治、面源污染減量、節水治水生態修復、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執法監管

流動-長居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見到的是26歲的劉雪菲。她正穿著白色棉睡裙躺在天臺上看云。大理傍晚風大，云層溜得飛快，玫瑰色的太陽還沒掉下山頭，月亮的輪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劉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務工作，月薪一萬。7月辭職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個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時她依然確信自己會留在大城市，但僅僅一個小時后，她就主動修改了自己的命運——她走進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

回到大理古城，劉雪菲租了一套面積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陽臺上放著高腳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著新做的木制畫架。她把這里改造成一個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眾號、接法務咨詢，同時利用自己的繪圖特長做一些兼職。但在劉雪菲心里，法律始終是她認識世界的切口。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從事最想從事的工作，不久前劉雪菲去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應聘。學歷、工作經驗都沒問題，對方只提出了一個擔憂：你如何保證自己會在這里長居?

大理是一個流動的場所。

剛搬到大理時，寬寬曾經擔心：到大理生活的人會不會越來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卻氣定神閑地告訴她：“不會，好多人來了也會走。”

在古城，拐角的墻壁上都層層疊疊地貼著客棧轉讓、店鋪轉租的信息。“最熱鬧的人民路上隔幾天就會換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歡用略帶夸張的語氣說。

四年半前，23歲的牛牛剛到大理時，那些已經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們打了個賭：她不會呆在這里超過三年。

“他們覺得這個年齡的人沒有長性，不適合做這件事。”牛牛說。

2011年，牛牛曾在雙廊住過一段時間。因為生病，她到衛生所打點滴，醫生扎好針后就把她“趕”到院子里：“你可以一邊曬太陽一邊掛水。”牛牛挪到外頭，滿眼都是和醫院不相符的生活畫卷：護士們洗頭、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間她覺得大理太溫情了。一年后，牛牛決意離開北京，這里成為首選之地。

作為一個以農業和旅游業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與北上廣旗鼓相當的就業環境。對很多在大城市從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從事民宿、餐飲行業是門檻較低的選擇。2011年環洱海旅游景觀公路全線貫通以后，大理旅游業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萬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隨之上漲，一位2012年去雙廊開客棧的老板說：“那兩年海邊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漲幅，從兩三萬到二三十萬。”

一心想到大理開客棧的牛牛已經去不起海邊了。“如果背負太多債務，我會覺得和留在北京沒有什么區別。”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狀態了：要和身邊所有人搞好關系、要在應酬上阿諛奉承，每天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妝、戴好面具出現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點錢，以每年兩萬的租金在距離紅龍井城門四百米的蒼山腳下找了一塊一畝三分的地。院子剛剛建好時，周圍的村子還是一片荒蕪。牛牛沒有在馬路邊設客棧路牌，因為自卑。“我覺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頻繁出現的那些設計師手筆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剛開業的兩個月，牛牛沒有迎來一個客人。她滿腦子想的都是要證明給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從北京來云南是個正確的決定，可當她坐臥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時，她卻發現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那時她太怕孤獨了，給每一個在大理的朋友發信息：“今天你能過來玩嗎?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為可以讀一些在北京時沒空讀的書，卻發現根本沒心思，滿腦子想的都是：為什么還沒有客人?

狀態跌入低谷，她開始質疑自己做客棧的意義，同時開始追問：我離開北京是不是一個錯誤?

大理政府發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內的餐飲客棧服務業一律暫停營業，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環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棧紛紛關停，在建項目也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