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末，村鎮銀行兼并重組的步伐仍在加快。

據記者梳理，截至發稿，年內完成退出的村鎮銀行總數已達226家，超出2024年1.7倍。除了數量增加，“化險”隊伍也逐步擴容至國有大行、外資行。

“村改支”和“村改分”成主流

根據金融監管總局官網信息，截至12月23日，2025年完成注銷退出的村鎮銀行總數已達226家，而2024年、2023年、2022年這一數據分別為83家、9家、8家。

僅12月12日，注銷退出的村鎮銀行就有14家，包括湖南城步湘農村鎮銀行、江門新會新華村鎮銀行、哈爾濱呼蘭浦發村鎮銀行、樺川融興村鎮銀行等。

從實踐案例來看，“村改支”和“村改分”式兼并重組是年內村鎮銀行注銷退出的主要模式。以上述14家村鎮銀行為例，其退出均因被主發起行吸收合并，其中“湘農系”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為湖南銀行（原華融湘江銀行），“新華系”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為馬鞍山農商行，哈爾濱呼蘭浦發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為浦發銀行，樺川融興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為哈爾濱銀行。

值得一提的是，“村改支”模式只是法人地位注銷，原有資產、負債、業務、員工以及其他各項權利義務由主發起行平穩承接，原址多改建為主發起行分支機構。“‘村改支’和‘村改分’既避免了直接破產可能引發的區域金融風險和儲戶沖擊，又通過母行轉設為分支機構的方式實現了資源優化整合。”博通咨詢金融業資深分析師王蓬博表示，相比于其他模式，這一模式更加有序高效，能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同時完成機構“瘦身”。

“化險”隊伍持續增員

除了數量“井噴”，年內村鎮銀行的兼并重組還迎來了新的參與者。

今年6月，監管批復同意工商銀行收購重慶璧山工銀村鎮銀行，并設立為支行，這是國有大行首次參與“村改支”，此前村鎮銀行的兼并重組大多由城農商行等中小銀行主導。

與此同時，年內多家股份行也積極跟進“村改支”，民生銀行、恒豐銀行、浦發銀行、光大銀行等陸續開展了相關工作。其中，浦發銀行自7月以來已完成10余家村鎮銀行的收編工作。

業內人士認為，改革主體從傳統的城農商行向上延伸至頭部大行、股份行，對主發起行自身的發展和村鎮銀行的化險均有裨益。天風證券銀行研究員曹旭冉對記者表示，國有大行參與“村改支”，一方面是由于國有大行存在收編村鎮銀行來推進下沉戰略的訴求，另一方面是相比于國有大行的資產體量，村鎮銀行雖然風險偏高、經營偏弱，但對國有大行產生的負面影響較小。

“化險隊伍的擴大與處置風險的邏輯有關，處置風險根據緊迫程度排序。”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楊海平表示，城農商行為村鎮銀行主要發起方且下屬機構風險程度高，在其率先啟動化險程序并取得成果之后，參與范圍才漸次擴展至國有大行、股份行。

除了國有大行、股份行，外資銀行也有所動作。日前，由匯豐銀行獨資設立的重慶榮昌匯豐村鎮銀行獲批解散。與“村改支”等結構性重組不同的是，該行選擇直接解散實現市場化退出。申請解散前，該行已將存續的相關存貸款業務轉讓給匯豐銀行（中國）重慶分行，實現存貸款業務基本清零。往前追溯，由澳新銀行全資持股的重慶梁平澳新村鎮銀行也采用該方式退出市場。

曹旭冉表示，外資銀行之所以采取該模式，一是旗下村鎮銀行連續多年虧損，接手意義不大；二是銀行業競爭格局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國有大行憑借資金成本低、品牌背書強、網點分布廣等優勢持續進軍下沉市場，而外資銀行在這一領域并不具備明顯優勢，將業務聚焦于財富管理、跨境金融等優勢領域是更為合適的選擇。

“減量提質”推動退場加速

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明確繼續著力做好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深入推進中小金融機構的“減量提質”。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2026年，村鎮銀行的退場速度仍會加快。

招聯首席研究員、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減量提質”并非簡單地數量減少，而是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進行一場結構性重組。下一步的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或將重點圍繞有序推進高風險機構的市場化出清、以強化公司治理作為“提質”的核心、確保改革過程平穩和嚴防風險外溢等三個方面展開。

“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于能否通過完善治理激發出中小銀行的內生動力，以及能否在整合資源、穩健發展的同時，依然精準、有效地滿足實體經濟的多元化金融需求。”董希淼認為，在治理方面，應推動專注主業與差異化經營，引導中小金融機構摒棄盲目擴張和同質化競爭，扎根當地，專注于服務小微企業、鄉村振興等領域，加快形成自身特色和優勢。

有退出，也有堅守。成立于2007年3月的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是國內首家村鎮銀行，該行始終以“支農支小”為使命，探索出獨具特色的發展路徑。截至今年3月，該行存款余額60億元，貸款余額30億元。

“生存空間需要‘闖’出來，靠服務、差異化、金融科技、風控，客戶有需求，我們就有發展。”一名村鎮銀行的客戶經理向記者表示。